“脱口秀贾樟柯”,是个女孩
当她们决定离开的时候,哪里都是南方。
“出淤泥而不染,是芳芳说的。”这句话我担心会被误解为在强调女性身体的纯洁性。我去跟鸟鸟聊,鸟鸟说:淤泥从来不是我们,是那些想要把我们理解成淤泥的人。
新人脱口秀演员第一次站上舞台,通常会被建议讲自己的故事,更生动,也更容易被人记住。粽子讲的却是芳芳。山西小县城的歌厅女孩芳芳。芳芳很美,工作是陪客人唱歌,她对在歌厅长大的粽子说:“姐希望你能出淤泥而不染。”芳芳想攒钱去南方,“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鲁豫说看粽子演出就像看一部电影,有很多“贾樟柯”瞬间,《站台》,《小武》,《江湖儿女》。贾樟柯说这段脱口秀既欢乐又伤感,脑补了《别问我是谁》《味道》等歌厅金曲。大家说粽子,是“脱口秀贾樟柯”。
但芳芳不是《小武》里的胡梅梅,粽子讲述的煤老板和山西歌厅,也不是贾樟柯式的符号。时代是同一个时代,经济改革的浪潮冲击到山西县城,有人追逐到金钱,像粽子的煤老板父亲;有人被前进的车辙碾过,像电影里的小武。男人们或上升,或被落下,那女人们呢?
她们在叙事外,承接着浪潮背后的创伤。
时至今日,“脱口秀贾樟柯”,是个女孩。一个在家庭中不断失去位置的女孩,拿起话筒后,在叙事里重新分配了女性的位置。粽子讲的是个新故事了:芳芳、妈妈、姑姑,原本被排除在叙事外的女人,位于故事中央。
以下是粽子的自述:
界限消失
走进歌厅要上一个长长的、狭窄的楼梯。楼梯上铺着地毯,枣红色,被踩得发灰,绒面塌陷,廉价的化纤地毯。段子里说歌厅金碧辉煌的,那是夸张手法,它实际上很简陋,没有大厅,进门后只有一个小的收银台。包厢也很小,5平米左右,有个茶几,老式的电视音响。
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会在相对亮堂一点的包厢写作业,蹲在茶几旁——沙发对我来说太高了。芳芳坐在沙发上陪我,我的背后压着沙发的味道,一种混合着啤酒、烟、呕吐物和香水的味道。另一个姐姐站靠着包厢门框,嘴里嚼着口香糖。再晚一些,姑姑和姐姐们开始上班,我会躺在空包厢的沙发上睡觉,陷落进这味道里。
我在姑姑工作的歌厅度过了整个童年,从2004年到2010年,小学到初中。歌厅总是很昏暗,要很费劲才能看清书本上的字。任何时间进入这里都成了夜晚,没有白天,也没有季节变换。
歌厅里男人的嗓门总是很大,恨不得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到了。包厢的门也关不住这声音,滋哩哇啦地溢出来。非常偶尔的时候,我会从门缝瞥到里面,男人搂着芳芳,搂着姐姐们。这个场景让我觉得不舒服。芳芳总在笑,我因而分不清她什么时候开心,什么时候伤心。他们喝多了有时会打架,我盯着地毯,上面扎着绿色的啤酒瓶碎片,还有血。
这个时候我总是动弹不得。直到长大后看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感受才第一次被命名,是小说里莉拉感到的“界限消失”。人和物的界限突然消失了,身边的一切变得很透明,我听不到别人的声音,变得很轻,轻到我感觉没办法站在这里了。
我问过爸妈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把我放在歌厅里?对小孩来说,这个成长的环境会不会太混乱了?他们只是说,能把你养大就可以了。
只有芳芳把我放回小孩的位置。歌厅里有人斗殴时,芳芳着急地挡在我前面。每次见我,芳芳会来牵我的手,抱我。我闻到阳光下晒过被子的味道。她总爱穿一件深蓝色的裙子,偏分的长卷发拢在一侧的肩上。皮肤很白皙,鹅蛋脸,眼睛上总有亮的眼影,眉毛飞扬,口红艳丽。芳芳很爱笑,笑声很响,嘴边却有个内敛的小梨涡。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人。
我们在包厢里唱《不想长大》,边唱边甩头发,蹦跳,用尽全力蹦到最高。她听我唱歌,唱《虫儿飞》,这也是我至今为止最喜欢的歌之一。学校老师教我的,我教给了芳芳。其实我俩都五音不全,但芳芳还是夸我,说我唱的像原唱一样。但芳芳都没听过原唱。她跟着我一字一句地唱:“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周末和暑假,我和芳芳会去逛街,拍大头贴,吃凉粉和灌肠。路两旁有卖衣服的,衣架上粘着张纸,上头写着“裤头,X元一条”。芳芳扒拉着挑,从来不买。那时候的晋城街面上蒙着一层细灰。我小时候一直不会系鞋带,鞋带散了就拖沓着继续往前走,白色的鞋带变成灰色。芳芳看到了,蹲下来给我系鞋带。从上往下看,她的长卷发散落在肩膀上。
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能这么自然地对我好。
那不勒斯就是晋城
我在脱口秀里讲,“1997 年,山西全省煤矿数量高达 1 万余座,我爸春风得意,赚到钱之后就开始给家里换东西,换车、换房、换老婆。我爸觉得在外面应酬,找个年轻漂亮的,有面子。山西人就是这样,好面。”
这似乎就是对我爸的全部总结了。小学期间,我的零花钱开始变得很多,一次会有几百块钱。学校有一个给白血病女孩捐款的活动,我捐的最多,被评为学校的爱心大使。原来人的爱心、善良,和金钱有很大的关系。
钱可以替代、甚至伪装成别的东西。小时候我留长长的头发,很多漂亮的裙子,我爸喜欢我见他朋友时被打扮得很漂亮。在学校里我被小男孩欺负了,爸爸会去找那个小孩。逢年过节,家里的女人都在厨房忙活,但爸爸从来不让我帮忙,他让我坐在旁边,给我剥橘子吃。我又有花不完的零花钱。我好像被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有一次,我爸说要带我去吃德克士。家里来了一个叔叔,他们聊了很久,我越来越饿,直到捱不住了,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吃饭?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像刀。我开始害怕。我仍然记得那个场景,爸爸和叔叔坐的位置,家里墙上的时钟,时针正指向一点。
成年后,我时常感到尾椎很痛,和妈妈去医院检查,拍了片子。医生问我:你小时候是不是受过什么伤,你的尾椎骨怎么是歪的?医生说完这句话,妈妈就哭了。
有次我爸说想吃红烧肉,妈妈做了,他拿起筷子蘸了一点,把做好的肉全都倒掉了。妈妈重做,倒掉,再重做。那个下午,她一直在厨房,一边做饭一边哭。后来我经常在妈妈做饭的时候站在她旁边,唱歌给她听。我忍受不了她反复做饭的沉默,想发出一点声音。
家里有让我感到安全的地方吗?我想不出来。那所房子变成一个噩梦缠绕了我很久。在梦里,我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满满一抽屉被剥了皮、血肉模糊的兔子。我往外跑,穿着小时候的白色布鞋。在梦里我都能感受到布鞋沾上血粘稠的感觉。血越来越厚,脚陷在里面,我尖叫着醒过来。
暴力和混乱是悬浮在日常里的空气。这空气在歌厅和家里,又渗入那时候的晋城。整个城市都变成了我内心的外延,小时候我总觉得晋城方言听起来像在吵架,人们用很大的声音说话。后来我在小说里读到莉拉和莱农成长的城区那不勒斯,我想,那不勒斯就是晋城。
我爸很快把煤厂转手了。他既是煤炭黄金时代的受益者,又是一个自认为没有真正赶上好时候的人。“我爸以前是一个煤老板,现在是一个山西人。”是这种错位塑造了他的焦躁、虚荣和权力欲吗?暴力到底来源于他确实获得了一些财富,还是错过了更大的财富?我不知道。我和他现实的接触太少了。
妈爸离婚后都有了新的家庭,我被判给了爸爸,他送我去读寄宿学校,周末和放假就被寄养在姑姑家。有年冬天下大雪,放学后,我等了很久,学校里所有同学都走了,还是没有人来接我。我穿了一双很薄的布鞋,身上只有一块钱。有个骑三轮车的人经过,我问他能不能送我回家,我有一块钱。他骂了句脏话离开了。那天我是自己走回去的。我刚搬去姑姑家,还不太认路,凭着印象一条街一条街地找了回去。
到家后,鞋已经湿透了。发现没有人在担心我,我开始哭。姑姑的女儿,我的姐姐看到了,说了一句“娇气”。我就知道不能再哭了。
那时我初中,看到别人被爱,很想证明自己也是被爱的。有同学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装作非常轻松地跟他们说,我爸爸妈妈一会就来接我。其实我心里知道,不会有人来接我了。
没有被记住这件事令我羞耻,就像袜子下的冻疮一样令我羞耻。我给同学们买零食,班里有人传谣言说KTV聚会叫我,我就会给所有人买单。这是我青春期的虚荣,恨不得把自己的爱和零花钱都给出去,好像这样就能跟别人是平等的,好像这样就能拥有一个位置。
只要离开,哪里都是南方
我问妈妈为什么要嫁给爸。她的答案是结婚前我爸送了她一条很贵的蓝色连衣裙,花了好几百块钱。她觉得自己被珍视了。蓝色连衣裙像一个短暂的幻觉。结婚后,妈妈一直没有工作,她成为婚姻里那个低位者。爸爸常对妈妈说的一句话是:你就会伸个手要钱。
幼儿园结束以后,妈妈带着我离开了晋城的家。我们去了内蒙古,那里有我们的远房亲戚。为回报这种收留,妈妈在这家做保姆。关于内蒙古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依稀记得的画面是妈妈跪在地上,用一块大抹布擦地,我跪在她身后,拿一块小抹布擦地。我的抹布是用完没洗的。我擦完,她还得再擦一遍。
这次逃离没有太久。再回来时是一个春天了,我们又坐火车回到晋城。爸爸提着一包冷冻的虾在车站等我们。他记得我爱吃虾。这包虾是他的道歉,它在那个春天的下午把此前的伤害都一笔勾销了。
但它也只是一包虾。
初中时,我妈彻底离开了这个家。原因是她爱上了一个人。从我有记忆起我爸一直在出轨,他从不隐瞒,但也从不承认。这是他的权力和面子,身边的人和我对此也没有什么反应。但当我妈妈做同样的事时,她被审判。家人用最难听的话骂她。我生妈妈的气,与所有人一样,我也从道德上谴责她。她是一个女人,她不应该这样。
甚至妈妈也无法原谅自己。她因为这件事自责,到现在都认为她应该为此忏悔。
今年录制节目,前采时导演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有没有你小时候不喜欢的妈妈的特质,但现在却发现自己和她一样?
我的回答是:“有欲望”。长大之后我才发现女人有欲望是很正常的事。妈妈靠离开获得生路。如果那个时候不离开,她就活不下去了。有一个人给了她一点温暖,她只能紧紧地抓住它。
男人可以活得更肆意一点,他们长成什么形状都行。但女人不一样。如果长成了不符合期待的形状,她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妈和爸离婚时,争了很久我的抚养权。后来妈妈放弃了。她哪怕什么都不要,也要和我爸离婚。如果她照顾我,她就没办法离开那个家了。
离婚后,妈妈做过很多工作。她去理发店学剪发,老照片里我留着各种各样的狗啃刘海,她总拿我练手。她还卖过衣服。她带着我坐火车去郑州,去银基服装批发市场进货。档口乱糟糟的,妈妈一手抓着我,一手揪着麻袋和别人抢衣服,头发一绺一绺的贴在脸上。妈妈很瘦小,但她可以一只手拎起两大麻袋的衣服,拖回晋城卖。
妈妈离开后,芳芳也离开了。芳芳不是本地人,她的普通话要比我们都标准。芳芳说她攒够钱了就要离开这,去南方,南方机会多。芳芳想去当歌星,她喜欢歌手孙悦,但她声音沙哑,唱歌不算动听。经常有人笑话她,哪个歌星天天陪人唱歌啊。
可是我喜欢芳芳。我写作文,说我的理想是当公主,像芳芳一样,穿着漂亮的裙子唱歌。芳芳看完之后赶紧教育我,她说,姐希望你能出淤泥而不染。我问她:这啥意思呀?芳芳说,你长大了就知道了,李白说的。
“出淤泥而不染”,是有一天芳芳给我梳头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我突然说的。我的头发很长,妈妈从前会帮我梳头,后来是寄宿学校的老师,更多的时候是我自己梳,松松垮垮的。我和芳芳站在歌厅的卫生间里,对着镜子,她拿一把粉色的塑料梳子,动作并不轻柔地给我梳头。芳芳说她很羡慕我,说我出淤泥而不染。
卫生间外面有很浓的烟味和酒精味,嘈杂的声浪一波波涌过,我们在镜子里看着彼此。她看了我几秒,那个眼神我再没有忘记。有很多欣赏,喜爱,还有心疼。那把梳子摸上去是塑料洗脸盆一样的质感,小学毕业后我弄丢了它,哭了很久。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芳芳说的南方是河南。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当她们决定离开的时候,哪里都是南方。
角色越重要,声音越小
我能清晰地辨认出我爸的脚步声。到家要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我坐在家里,一听到我爸的脚步声,心开始砰砰地跳。我会想他现在走到哪了,他穿过走廊,走到了楼道,站定在门口,他准备开门,听到钥匙插进孔洞的声音,那种紧张感让我想呕吐。
姑姑嗓门很大,说什么话都像是在吵架,夹带着一连串的脏话。和姑父吵架时,或者歌厅里有斗殴时,她会举着菜刀冲出来。她的个子比我还小,一米五左右,穿着高跟鞋,走路的架势像是要把地板戳穿。
寄养在姑姑家时,我,姑姑,姑父,两个姐姐,姑父的母亲,我们6个人住在一起。住的老房子,有夹层,上面是阁楼和低矮的吊顶,人站直了会碰到头,床是大通铺,像炕一样。家里只有3个房间,我有时和姐姐们睡一起,有时和姑姑睡一间,有时我们四个睡一间。
姑姑比男人还能喝。她在歌厅工作,每天回来很晚。回来时我先听到她的脚步声,踩碎一切的脚步声,然后是呕吐声。更多的时候她在哭。她躺在床上一边嚎啕大哭,一边骂人。这时候姑父会给她拿一杯水。姑父个子很高,却总佝偻着弯着腰,他把水放在她旁边,然后不说一句话地走开。
我和我爸都酒精过敏,喝完酒会浑身发冷。我不知道姑姑怎么能喝那么多酒,是她本来就能喝酒,还是她把自己训练成这样的?
姑姑说话声音很大,或许是因为没有人听她说话。角色越重要,声音反而可以越小。爸爸不开心时先会皱眉,他一皱眉我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他一个眼神瞟过来,我会立刻装作开心。我哭时,他一声闭嘴,我就不敢再哭;在我装作不害怕之前,只有身体会先打一个激灵。
每天晚上回家后,姑姑躺在床上,拿被子把自己裹得特别紧,就像理发时的围布一样。她长长地叹一口气,“唉,又是一天过去了。”这句话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句号。她说完这句话,这一天就结束了。
阁楼是一个封闭的小空间,有一个小小的四方格窗户。有一天姑姑又说完这句话,我看到窗户外面漆黑的夜里突然炸开了一朵一朵烟花。又是一年过去了。
尾椎回到了它的位置上
我是需要老师不断提醒我“把头抬起来走路”的那种小孩。我很少看到自己,更多地看向外部,紧张地观察,捕捉别人的情绪。
别人对我说的话是有颜色的。就像行走在森林中,有的人跟我说的话是黑色的。有的人给我说的话是灰色的。被困在话语里,森林也变成了走不出的密林。这时我会想我喜欢的人,她对我说过的话是什么颜色的呢?我好奇地张望,发现她对我说的话是粉色的。
然后大片大片的粉色围绕在我周围。
妈妈经常给我发很长的语音,我那不值一提的小成就,她会说,宝贝你太伟大了。可能是因为我总安静地听姑姑说话,她在我面前露出罕见的温柔,语速也慢了下来。我想起芳芳,她是我记忆里少有的明亮。演出时我的结尾是,“出淤泥而不染,是芳芳说的。”这句话我担心会被大家误解为是在强调女性身体的纯洁性。我去跟鸟鸟聊,鸟鸟说:淤泥从来不是我们,是那些想要把我们理解成淤泥的人。
她们说的话是粉色的。
我更想爱别人,可能只是出于懒惰。找到别人的缺点并讨厌他,厌恶、吵架、斗争,太累了。爱和欣赏是更简单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忠于自己的感受。家里有太多人了,妈妈的痛苦,爸爸的暴力,这些东西都在我前面。
妈妈12岁时姥姥就去世了。生了我之后,没有妈妈照顾她。我舅舅跟我说,妈妈生育后他来看她,她饿得特别瘦,也没有什么奶水。我爸总在外面,家里没有人做饭。
我从小就瘦,不爱吃饭。我一吃饭,吞咽,会觉得心被揪起,生理上感到心脏很疼。今年年初,我的焦虑症急性发作,症状变得更明显——我没办法吃饭了。后来住院治疗后才好一些。我在想,是不是妈妈的奶水里有很多泪水,所以我在吃饭的时候会感到伤心呢?
成年后,我做的最大的斗争,就是把感受还给自己。2020年底,我刚入行的时候,比较流行的、已经被验证过的喜剧风格是共鸣观察。我模仿,但是写得都不太好。后来我开始讲过去的故事,但那里面有太多未被处理的东西。把故事做喜剧处理并不痛苦,正视自己的感受,永远是我写段子最痛苦的地方。我爸打我的时候我痛不痛?我不记得,我对痛觉没有记忆。
我最亲近的朋友,另一个脱口秀演员菜菜,每天坐地铁往返3个小时看我。我们聊天,彻夜聊天,那是我第一次觉察自己,第一次把感受还给自己。我停不下来地说。后来我看到一个作家描述出这种感受:就像吃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水果一样,觉得异常新鲜,异常好吃。
某种程度上,脱口秀也救了我。在不断讲述的过程中,人会校正自己的记忆和感受。我离家越来越远,反而渐渐把自己放回主体的位置。妈爸没有离婚之前,我在餐桌上坐靠中间的位置。后面我去了姑姑家,姑姑家没有餐桌,大家端着一碗面,站着吃东西,或者各自找地方坐。
等我再回到妈妈重组的家庭,叔叔坐在主要的位置,我跟妈妈坐在两边。后来有了妹妹,妹妹坐在中间,叔叔和妈妈坐在两边,我坐更边缘的位置。我在家的位置就像中年男人的发际线,不断地后退。
现在我和菜菜住在一起,这个家是我们两个人的家。她有一半的空间,我有一半的空间。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支持和爱着彼此。我的位置越来越靠前。好像不断地讲述,我那个歪掉的尾椎骨,也渐渐回到了它的位置上。
今年我生日,我主持了毛豆在上海专场,结束时我说,祝毛豆专场顺利!毛豆和大家却说:“祝粽子生日快乐!”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幸福。生日的时候朋友们问我想要什么,我想了好久想不出来,最后只能告诉他们:就送我几双舒服的袜子吧。
我是由她们组成的
2023年,我是编创营留下的选手,在以为可以上节目时被淘汰了。菜菜上节目的那年,2024年,我又被编创营选上了,公司甚至恭喜我入选节目录制了,临录制的前一周,我又被淘汰了。2025年,我又去了编创营,读完稿之后又不行了。
那种感觉就像所有朋友们一起站在舞台上,光照着每一个人,但它就在你头顶上熄灭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希腊神话里的坦塔罗斯:被罚站在水中,头顶垂着果实,却永远喝不到水,也摘不到果子。想要的东西就在眼前,却一次次够不到。
但我又真的为朋友高兴,我被淘汰的时候没有哭,菜菜拿了高票,我特别激动,眼泪停不下来。
今年参加比赛,一开始我写的稿子也不太好,直到有一天读稿的时候,我和黑灯、石老板聊起小时候在歌厅里写作业。他们很好奇,怎么会在歌厅呢?我回忆起歌厅,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人就是芳芳。海源问我创作时用了什么技巧。我不知道,当我想到她,顺着情感,她的故事流淌出来。
很多人告诉我,我段子最大的问题,是一直在说别人,不怎么说自己。以前这让我很困扰。但现在我渐渐接受了,她们的故事经过我,我是由她们组成的。我可以把我的感受放在别人的故事里,不一定非要拷问自己获得答案。
讲完芳芳的段子后,有人叫我“芳芳”,有人会叫我“姐姐”。有时候觉得我既是粽子,也是芳芳。
我更喜欢观察别人。前两天我去了海源的一个节目《离场之后》,他让我形容身边的演员。
我说,“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小块?因为小块有老年人的包容,少年人的天真,又有中年人的忧郁。与此同时,他还性缩力拉满,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很安心地喜欢他。”
高寒是一个总是嚷嚷着要当坏人的人。在我心里他是一个作家,作家是不屑于当好人的,高寒的不屑特别明显。他总是偷偷做好人,是即使做了好事也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的人。
张骏这个季度一直都在说装的段子,但他只是古典,他在现代社会坚持当古代人。
我唯一不会形容的人是菜菜。菜菜以前说,我们是同一个盆里生长出来的两株植物。我们太近了,就像我没办法总结自己,我也没有办法形容她。
如果非要说,我的心里有一座鬼屋,菜菜是愿意走进鬼屋的人。她不会硬把我拉出去,她只是陪我坐在那里,和我长长久久地聊天。
如果有发出声音的机会,我还想讲我妈妈,我妹妹,我姑姑的故事。今年我姑姑已经78岁了,她还是很爱打扮,大卷发或者盘头,穿粉色的风衣、旗袍,做美甲,还是穿带跟的鞋。上次我回家的时候,她不知道在哪给自己买了个超级白的粉底液,脸涂得煞白。她去跳舞,我外甥说你别跳了。她骂他:我都这么大人了,我就是想跳舞。
芳芳的故事,可能更合理的故事结尾是我没有再遇见芳芳。但是我确实碰到她了。过年期间,我和妈妈在老家珏山山脚下闲逛,远处有人搭了棚子唱戏,我们走过去凑热闹。芳芳一眼认出了我,她唤我小名,声音还是很沙哑。我差点认不出她。她变胖了,皮肤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头发潦草地扎在脑后。这是我第一次见她不化妆的样子。我抱住她,她比以前更软,味道却没有变,干燥,明亮,阳光下晒过被子的味道。
我哭了。那种感受是什么呢?原来是委屈。
作者———张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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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天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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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很久没有看脱口秀这类的综艺节目,因为中国政府的审查政策总是让这类节目变得乏味无聊。但是看了粽子的视频之后,我又重新去看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