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我什么都不是，我整个青春和未来，都握在三个人手里：哈梅内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

3月31日，我们在网上联系到了一位伊朗作家，法特梅赫·贾马尔波（Fatemeh Jamalpour）。她的作品《长夜后的阳光》曾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从开战第一天起，她就在收集伊朗普通人的日记并进行采访。

关于这场战争，我们知道得很少。新闻里大多是战报、数字和政客的动态。断网加剧了封锁——开战十五分钟后，伊朗互联网被切断，全国连接量仅剩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一。外界极难获知真实情况，伊朗的普通人也无法发出声音。

但通过这百分之一的连接，法特梅赫找到了两位采访对象：

戈尔珊，三十六岁，前石油公司工程师，住在德黑兰北部。她是极少数拥有上网特权的用户。

达里娅，二十七岁，住在德黑兰南部的一间地下室，是一名社工兼自闭症儿童教师。

她们以事无巨细的方式，讲述了战争的真实面貌。这些细节足以让我们重新理解“战争”：

战争会重塑感官。导弹的爆炸不是听到的，而是身体感受到的震动。它更像地震。

睡眠会变成“狗眠”，那是一种永远沉不下去的睡眠。你会有无法自控的强迫：一天清点十几次物品，开二十几次冰箱门，就像狗会因焦虑而不停转圈。

你可能失业。侥幸有工作的人，也要冒着被炸成碎片的风险出门。战时的通货膨胀摧毁了生计：在此时的伊朗，每天买四个面包，就可能花掉一个月的工资。

战争意味着删除。网络断了，健身房关了，路灯灭了。买不到药，餐桌上不再有肉。这些被删除的词条总和，就是现在的德黑兰——已经没有什么叫做“日常生活”的东西了。

但还有更深层的痛苦。这也是这场战争的特殊之处：内部的压迫并未随外部袭击而消失。战场上的失利被否认，新领导人的贺词贴在爆炸声不断的楼墙上。德黑兰正遭受双重夹击：上方是战机、爆炸和黑色的天空；下方是检查站、便衣和镇压部队。在伊朗，战争不只是新的暴力，它成了旧暴力的一种新的框架。

两种暴力共同侵蚀着生活。达里娅感叹：“我感觉我什么都不是，我整个青春和未来，都握在三个人手里：哈梅内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

“这是两伙人之间的争斗，两伙人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达里娅想告诉外界，不要被一种“拯救叙事”所迷惑。这次袭击不是一场拯救。

对数百万伊朗人来说，这场战争的意义，不是胜利，不是报复，不是救赎。只有这个心愿：生活，能从某个地方，重新开始像生活的样子。戈尔珊说：“我们只想要一种普通的生活。”

断网

“我们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空袭预警信息来自敌国的国家”

袭击开始十五分钟后，网络被切断。封锁已持续三十五天，全国连接量只剩正常水平的百分之一。普通民众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既无法获取必要的信息，也无法让自己的声音被外界听见，这种处境如今已进入第六周。

戈尔珊说：“你既没法正常获取新闻，也没办法联系家人。花大价钱买了VPN的人，找到了上网的门路。其余的人，要么只能看电视和官方叙事，要么只能看Baleh（类似中国的微信）之类的国内应用里的群组。”

在这场战争里，网络不只是被切断，它还按阶级分层了。新闻，这种人的基本权利，成了需要被购买的东西，于是它进而成为一种特权。为了几个小时的连接，花掉的钱在别处足以开始一段新生活。戈尔珊被迫使用不安全的VPN，必须退出Apple ID，锁住聊天记录，不断删除一切。她始终处于一种战栗中，等待手机被入侵或没收。

以色列军方会在社交媒体X上发布袭击预警，境外的波斯语媒体也会转发。但由于国际网络断了，这些救命的消息被隔绝了。戈尔珊说：“我们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消息不来自自己的政府，而是来自即将袭击自己的国家。”

断网让一些人丢掉了工作。达里娅原本为一个Instagram页面制作内容，随着网络封锁，这份工作停了。和许多人一样，网络断掉的那一刻，她失去了这部分收入。对那些依靠线上业务维生的人来说，这不只是断了网，更是断了生计。

但VPN也成了一种新的团结形式。在国外的朋友替他们购买VPN。在Baleh的群组里，每当有人连上了国际网络，就会在群里发一些重要的东西：一小块新闻，一条预警，或者只是一个信号——在这条断开的连接的另一端，还有人在。

声音

“你知道这是战争，但它更像是地震”

达里娅和许多伊朗人渐渐能分辨战斗机、轰炸机、防空炮和无人机的声响。她这样分辨爆炸和防空火力的区别：“炸弹声很沉。那是孤立的一声闷响，即便有几连发，中间也有明显的间隙。而防空炮火是一串接一串的，很快，但声音更虚。”

信息真空中，感官被无限放大。戈尔珊住在德黑兰海拔最高的地方，无论哪里被袭击，声音都会在山间回响。那些声音更像大地的轰鸣和地震。“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悖论”，她说，“你知道这是战争，但它更像是地震”。每次袭击后，她都要对着一份十八人的亲友名单逐一拨号，确认所有人还活着。

她把一些夜晚叫做“恐怖交响曲”。战机的轰鸣混进雷声，每次光亮，心跳停一下；每次黑暗，脑中就开始勾勒最坏的可能。“不像是在看世界上最恐怖的电影，而像是活在那部电影里。”

戈尔珊的家迅速改变了面貌。她不再睡在床上。她把床垫搬下来铺在地板上，因为她觉得地面更安全。她贴好了窗户，把沙发推到窗前挡着。她拉上窗帘，把房间弄暗。她把桌上的大型摆件和花盆移走。桌子上现在摆的，是那些在紧急关头可能变得至关重要的东西：蜡烛、打火机、手电筒、水、药品、充电宝，以及各种可能突然就有了意义的杂物。

她说：“有一个房间已经不再是房间了，它变成了某种等待死亡的候诊室。瓶装水、应急采购的物资、救援袋、衣物、急救箱，还有一双必须时刻放在触手可及之处的鞋子。白天我可能会走进那个房间十次。我只是站在那里，打量。我问自己：有什么遗漏了吗？如果十分钟后我必须离开，该怎么办？如果好几天都回不来呢？我放不下的东西是什么？”

在达里娅的讲述里，家与其说是庇护所，不如说是一个悬置的空间。她住在德黑兰南部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她看不见爆炸的光，但能感受到声音和震动。她说：“什么时候爆炸更猛烈，真的很难说清楚——完全说不准。老实说，那种感觉、那种震动、那种声音，跟任何别的东西都不一样，更深沉，更令人恐惧。”

达里娅说，“战争也有阶级结构。所有安全建议都在说’远离窗户’之类的话，但我住在我父母家的地下室，根本就没有窗户”。

爆炸发生时，父母会跑来找她，一家人互相搂着，等震动过去。

一天夜里，特朗普威胁要轰炸发电站，戈尔珊决定“练习黑暗”。她关掉了灯，借着烛光吃饭。她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自己：一个坐在黑暗里的人，焦虑，茫然，每咽一口食物，就要硬吞下一大块梗在喉头的什么东西。

“防空炮火不停地射，天空在吼，大地在颤”，她说，“我打开咖啡机，端着咖啡站在阳台上，哪怕死亡就在头顶那片轰鸣的天空里”。

城市

“德黑兰已经没有什么叫做日常生活的东西了”

在战争的第七天，以色列袭击了德黑兰周边的石油设施。用达里娅的话来说，那天德黑兰街头的流浪猫都变成了黑色。天空落下的东西让城市异常肮脏而沉重：烟灰、燃料微粒，以及落在人脸上、楼房外墙上，将一切染暗的空气。

戈尔珊从家里的窗口望见了同一天。所有的窗户都被熏黑了。浓烟从四面升腾，在天空中盘旋，就像烟雾和油腻的黑色正从上方下雨。“德黑兰闻起来有烟味，有金属气息和燃油的气味”，她说，“像一座被扣在巨大玻璃罐子下面的城市，一间巨大的毒气室”。

那一天，在街上看到的一切里，让达里娅最难以忘怀的，是那些骑摩托车送外卖的人：“既停不下来，又找不到地方躲。必须继续接单送货，把钱带回家。在这里，战争不只是爆炸，也是工作场所，是必须穿行其中的空气，是必须横穿的街道，是必须送达的快递。”

战争之前，德黑兰是一座永远堵车、永不停歇的城市，嘈杂、疲惫，生气勃勃，在夜里都能开到很晚，有那种疲惫中依然存活着的生命感。

“现在它变得非常空，”达里娅说，“城市的夜晚不再有生气了。以前，人们还能从德黑兰的夜里得到一丝慰藉；心情不好，就说：我出去走走，总有什么地方亮着灯，总有个可以去的地方。但现在，那种气氛没有了。一到黄昏，街上就布满了检查站、阴影和沉默。”

最糟糕的变化之一是路灯熄灭。“路灯大多都关着。战争最初几天，连巷子里的路灯也关掉了，小巷就变得不安全，尤其是我们这种比较穷的街区。地铁免费了，这是好事。水的问题已经很久了，想做件简单的事，水就是不够用。特朗普一直威胁要断电，如果真断了电，我们就完蛋了。”

“德黑兰已经没有什么叫做日常生活的东西了。”达里娅说，走在街上，所有窗户都贴着胶带，每家的阳台都堆满瓶装水。“那种家门以外的城市生活，已经从我的人生里抹去了。”

排队的队伍没有变：面包店门口依然人头攒动。人们买面包，像是在维持普通生活最后一个还在呼吸的迹象。加油和购物的队也还在。商店开着，食物还能买到，但婴儿奶粉和药物开始越来越稀缺。银行里取不到现金。

人们渐渐习惯了战机的声音。那些反对袭击的人，和那些曾经呼吁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军事介入的人，如今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一片每隔几小时就被战机轰鸣震颤一次的天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沿着支持战争和反对战争的界限划分。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独。

只有新领导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编者注：阿亚图拉·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的儿子，在其父2月28日遇袭身亡后，于3月9日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三任最高领袖）在照片里神采奕奕，它配上贺词和口号，张贴在一座爆炸声至今未停的楼墙上。

睡眠

当生活碎成一千片，而支撑点逐一被拿走

戈尔珊的睡与醒已经合而为一。夜里，她大约三四点才能入睡——如果附近没有爆炸声的话——即便睡着，每隔半小时也会心悸惊醒。她用了一个她父母那代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伊战争中带来的词：狗眠。一种永远沉不下去的睡眠，来了又散，散了又来，大脑始终没有真正关机。

“我的作息已经不像任何一种秩序了。像是生活出了轨，我悬在白天和夜晚之间。”她形容自己的睡眠，“与其说是休息，不如说是坠落。每隔半小时，我就会心猛地一跳、口干舌燥地醒来；手不自觉地摸向手机，看一眼趴在地垫旁的狗，叹口气，闭上眼，等下一次惊醒”。

在这些讲述里，失眠不只是一个临床症状，它是一种语言。身体用它来说一些言语无法表达的事。无法入睡，是因为身体仍在守望：守望亲人，守望可能再次响起的声音，守望那条可能永远不会来的消息。而睡眠一旦被夺走，其他一切便开始失去形状。

“昨夜，我垮了。感觉每一天，我都在从内部一层层坍塌。”戈尔珊说，轰炸声太响，战机飞得太近，“我假装能承受，假装可以正常呼吸，假装这只是又一个普通的夜晚。”但当一切沉寂下来，她放声大哭。她抓起水杯摔了出去，“我想让我的房间知道，碎成一千片是什么感觉”。

戈尔珊陷入了奇怪的强迫：不停洗东西，手机电量必须保持在90%以上，还备着另一部关机状态下充满电的手机。“我无缘无故地开了二十多次冰箱门，不知道在找什么，也许是某种强迫，也许是某个小小的希望——希望能在里面找到什么，能驱散胸口那片沉重。我想吃东西，又不知道想吃什么。我不吃正经的饭，只有咖啡、茶，还有大量的糖和甜食。”

她躺在地板的床垫上，在崩溃与撑下去之间来回摆荡。头发乱成一团，没有力气洗脸，不敢照镜子。

是，她不再睡在床上，而是把床垫铺在地板上——贴近地面让她觉得安全。

她靠着挣扎和强撑，逼自己维持着日常生活的表演。“我尽量不让任何人看出来。我把眼泪留到独处时。然后洗把脸，抹上口红，梳好头发，重新走上街头——在战火中，把自己活成了一名战士。”

达里娅承受着另一种失眠和疲惫。她每天还得早起上班。她在一所NGO学校教阿富汗孩子。同时，她还有抑郁症。她的耗竭不仅来自恐惧，更因为所有让人撑下去的东西都被拿走了。

“也许听起来很荒唐。战争之前，我计划节食，打算去健身房办卡。健身房关了。就连散步都不安全。对一个有抑郁症的人来说，散步很重要。我以前骑摩托车，那对我的抑郁很有帮助，但现在如果想骑车或者抽烟，只能待在家里。他们轰炸了德黑兰的石油设施，下了酸雨，你甚至不能开窗，更别说抽烟了。战前我们还剩什么？就是一根烟，和骑车出去转一圈——这些他们也拿走了。”

达里娅谈到她的抑郁，谈到被迫中断的心理治疗，谈到某个时刻浮现的自杀念头。她说：“我的线上心理咨询课程也因为断网取消了。在最糟糕的处境里，你没法走进新治疗师的诊室。有一天，当我开始有自杀的念头，我打给精神科医生的诊所。接线员说，医生去北部了。是的，整个社会的焦虑水平都非常高，你真的能感觉到每个人都站在悬崖边上。但与此同时，也有一种病态的冷漠。人们说：‘随便打吧，打完算了。’这很可怕——绝望已经到了让人宁愿死也不愿继续这种处境的地步。”

动物

暴力不只作用于人，它蔓延到了所有生命形式里

“自从养了宠物，昨夜和今早我第一次没有喂狗，因为我起不来了。”戈尔珊说。

每一声响动，戈尔珊的两只狗都会跳起来。泰迪，她的小西施犬，茫然地四处张望，一脸惶惑。克洛伊，她的苏格兰牧羊犬，会陷入极度的焦虑，浑身颤抖，围着自己转圈。

如果袭击发生在白天，戈尔珊会把它们带进浴室，坐在地板上，抱着它们，大声地和它们说话，用手机播放音乐或视频，希望那些来自外面的声音能少一些直接地进入它们的身体。她给它们的项圈订做了铭牌，刻上她自己的号码和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的号码。

战争之前的泰迪，是一只睡在窗边、阳光照着脸、对每一点细小的声响都会低吼的狗。如今，它已经学会了躲藏。这个对比，以及泰迪“无辜的眼睛”，令戈尔珊感到羞愧。战争逼得一个人无法履行最基本的承诺——让一个依赖你的生命感到安全。

当爆炸变得激烈，她把两只狗抱在怀里，在浴室地板上坐了一个小时。“它们在颤抖。我只是抚摸它们，我的舌头打了结。从我自己的痛苦，从它们的无辜，从德黑兰的疼痛里。我想，也许我的触碰能编织一个谎言，让它们相信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都会没事的。但我自己也不信。”

“抱着它们颤抖的身体，我在想，它们真的太不幸了。不幸于它们只是中东普通的狗，一辈子不是被禁止，就是在导弹下活着。然后我想，也许不只是它们，这里的树木也不幸，就连天空也是命苦的。”

达里娅也谈到她的猫。为了压过爆炸声，她给猫播放大声的音乐，喂它们黄油和果酱当零食，尽管她知道这对它们的健康不好。

许多战争叙事里，动物是缺席的，没有人把它们放在故事的中心。但在这里，它们的存在很重要。它们证明了暴力不只作用于人，它蔓延到了所有生命形式里。如果想知道战争走到了多远，答案也许是：远到小狗不再睡在窗边，远到酸雨将流浪猫染成了黑色。

在战火中的德黑兰，戈尔珊坚持出门喂流浪动物。这些天，狗和猫是最安静、也最无助的受难者。它们不明白疏散警告，不知道那种声音意味着危险，也无从向任何人求助。它们只是害怕、饥饿，怀揣着小小的愿望，死去。

戈尔珊看见一只猫，脸因为附近建筑的爆炸几乎毁容了。她把它送到了一个兽医诊所，希望它能活下来。她还给战火中的鸟放了水和鸟食。她又见到很多狗被主人遗弃，有些受了伤。戈尔珊只能给它们带点食物，并努力帮它们寻找临时看护者。

“我希望我有一栋大房子，大到没有一只会被独自留下，没有一只要在恐惧和饥饿中度过黑夜。”她说，“那种匮乏比任何事情都更让人心碎。这些天，一切都在需要我们：人、动物，还有这座城市本身——它还站在那里。”

生计

战时不只意味着匮乏，而是一种“删除的经济”

每天早上，达里娅依然必须出门，在一个已经垮掉的世界里继续工作，仿佛仍在过正常的生活。这种义务与不稳定之间的张力，在这些日子最令人精疲力尽。

她在好几处打工：在NGO学校教阿富汗孩子、去残障孩子家里上课、给Instagram账号做内容。这是很多伊朗年轻女性熟悉的状态：好几份工作，没有一份完全稳定。网络一断，内容制作的工作就停了，那部分收入也没了。去学校变得不安全，那部分工作也被打乱了。

她哥哥叫她不要去上班，通勤太危险。她回答：我有分期付款要还。她恐惧的不只是没钱，还有被市场抛弃。如果现在走了，三个月后学校也许就会换人。对于一个在不稳定的市场里勉强立足的人来说，战争威胁的不只是生命，还有经济独立的最后一点可能性。

战争之初，伊朗并没有出现粮食或基本生活物资的大规模短缺，但价格急剧攀升。这个国家多年来已被制裁、通货膨胀和贫困磨损，战争只是让这场危机更深了一层。

达里娅说：“与其问什么变贵了，不如问人们的餐桌上还剩下什么。”

戈尔珊谈到一个桑加克面包卖到十一万土曼（较往年暴涨约30倍。每天4个面包的开销，就能耗尽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折扣超市人满为患，曾经代表中产舒适生活的地方却门可罗雀。肉、伊朗米、咖啡、坚果、价格昂贵的水果，渐渐从人们餐桌上消失了。

在这场战争里，战时经济不只意味着匮乏，而是一种“删除的经济”。那些被逐一删去的东西，单拿出来也许都微不足道，但合在一起，它们构成了“寻常生活”。咖啡被删除了，健身房被删除了，水果被删除了，心理治疗被删除了，计划的能力被删除了，购物的从容被删除了。通过这些细小的删除，战争从内部一点点蚕食着生活。

孩子

达雅留下了口吃

开战那一刻，达里娅恰好在德黑兰西部的一所自闭症儿童学校里。那时正值课间，战争先以声音的形式降临，然后是哭声。那些自闭症孩子也许还没有语言去理解发生了什么，但他们在读大人的脸。

达里娅和其他老师试图安抚孩子，可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母亲们就已哭着冲进来。孩子们也许不懂战争，但他们懂得母亲的眼泪。看见母亲哭，他们也哭了起来。学校当天关闭。

对于自闭症孩子来说，战争不只是爆炸声，更是“结构”的丧失。学校曾是他们与世界相连的锚点，让他们在重复而可预期的节奏中喘息。如今，锚点断了。

达里娅谈到一个残障孩子，如今被困在家里。“我去他家里上课，这个孩子的生活里几乎没有任何娱乐。他早上醒来，除了学习，也许会待在角落里玩一个足球游戏，或者打开那些app，上下滑动看看。但他没有网络，什么都做不了。他跟我说，他的生活简直就像单独监禁。”

这句话令达里娅震惊，这是从一个也许连监狱是什么都不甚了然的孩子嘴里说出来的。也就在这一刻，达里娅的过去与现在猛然相遇：她，作为见识过这些手段的人，听见一个孩子说他的生活变得像单独监禁。在这样的时刻，战争不只是一场外部的危机，它还是对早年那些被囚禁、被围困的经历的一次重演与延伸。

达里娅的另一处工作地点，是德黑兰南部沙赫里亚尔的一所NGO学校，专门为阿富汗难民儿童服务。这所学校原本就困难重重：通勤困难，危险，时常停课。现在则更加恶化，达里娅没办法去到那里，没有办法在网络断掉的情况下为学校募集资金，没有办法跟进孩子们的治疗，也联系不上医生。

达里娅说，孩子们很害怕，做噩梦，梦见自己死了，梦见房子塌成了尘土，梦见玻璃四处飞溅。大人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世界上有些人彼此之间有问题，他们现在正在打架”，这是达里娅觉得最诚实的回答。

戈尔珊三岁的小侄女达雅，经历了一场跨越半个伊朗的逃亡。基什岛遭到轰炸后，家人带着她逃往查拉克。一路上，他们驾车，坐登陆艇，穿过大海，经过了黑暗蜿蜒的山路，路上两次遭遇土匪拦截，还有整整两个小时没有信号。当他们终于抵达时，几小时后一枚导弹打在了五百米外。

达雅因为惊吓留下了口吃。大人告诉她那只是“雷声和闪电”，但她在电话里对姑姑说：“雷声和闪电变得好大……但它是红色的。”

她躲在桌子底下，邀请姑姑玩一个“快速躲避”的游戏，好让“雷声和闪电烧不着头发”。玩累了，她轻声说：“我不想玩游戏了，我想回我自己的房间。”戈尔珊为此和妹妹大吵了一架，争论是否该在达雅面前谈论战争和恐惧。但她也知道，争吵没有答案。在一个焦虑的大人们共同告诉孩子“有什么东西碎了”的世界里，“保护”与”否认”之间的界限已不复存在。

恐怖

“你等着，回头再跟你算账”

戈尔珊说起她决定不再屈服的那一天——她出门去花市，想给阳台和家里买几盆花，也许能给这个在战火中的家带回一丝生机。“每年这个时节，阳台都会变得绿意盎然、充满生机，但那天，我是硬逼着自己走去的。城市淹没在油腻的烟灰和令人窒息的尘埃里，但生活还在继续。”

一个检查站拦下她。她已经经过九个检查站了，但最后一个不一样。

在那里，一个拿枪的少年要检查她的手机。他们先是客客气气地搜了后备箱、手套箱和座椅下边，然后转向了手机。戈尔珊了解法律。她说：“这是私人物品。“她要求出示令状，看了看，令状上并没有提到可以检查手机。

但对方语气严肃，斩钉截铁：“打开手机，输入密码。”

她没敢说不。她懂法律，知道自己的权利，但有时候恐惧比知识更有力量。

少年翻看她的相册。问：“这是哪里？”戈尔珊说：“我家的阳台。“少年又看了她母亲发来的消息，一条一条地读下去，最后只说了一句：“不要散布谣言。”

戈尔珊神志不清地穿过了检查站。开了一会，她才意识到，自己不知怎么就上了城北的一条高速公路。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去花市。“我把车停在路边，哭了。现在出门，我有时候甚至不带手机。”

巴斯基民兵（又名动员穷人组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准军事化组织）每天会在夜里巡逻，他们组成车队，高喊着“海达尔 海达尔”的口号呼啸而过。军事力量的存在比以前可见得多了：便衣特工、巴斯基民兵和镇暴部队带着重型机枪守在敏感地点。戈尔珊说，“这座城市有一股伏击的气味”。

“当把国家推向悬崖的那些人，借助政府的扩音器嗥叫，我们的国家就在他们的无知之火中燃烧。”就在她拍摄那面复仇旗帜、听着那些嘶吼的时候，一架战机从她正前方低空掠过。

这座城市同时被来自上方和下方的威胁夹击。来自上方：战机的轰鸣、爆炸、烟雾、断电，和那片黑色的天空。来自下方：检查站、便衣人员、武装巴斯基民兵、政权宣传的扩音器、政府口号，还有那些至今仍要控制身体、手机和行动自由的军事和安全力量。

戈尔珊说：“这座城市困在两种声音之间：战争的声音，和否认的声音。”这句话道出了伊朗人战时经验的本质。外部的袭击既没有停止内部的镇压，也没有将它稍作逼退，只是把它放置在了一个更加恐怖的语境里。

达里娅也谈到那些街区里的检查站。一条街一条街，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设着。她被拦住的次数少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心。仅仅是武装男人的存在、巡逻摩托的往来，本身就是焦虑的一部分。

检查站到处都是，始终都在。达里娅用带着苦涩的幽默说——

“让我忍不住想笑的是，我出门时大大咧咧，通常是骑摩托，从不戴头巾。然后那些哈梅内伊的支持者就站在街上，举着旗子，喊着口号。每次我经过他们时，那些警察看我的眼神，就像看前任一样。就好像他们刚开始一段新恋情，正忙着应付新问题，然后我们——他们的前任，‘女人、生命、自由’的人——走过他们身边，他们那个眼神像是在说：‘你等着，回头再跟你算账。’”

达里娅这里提到的，是2022年9月爆发的“女人、生命、自由”抗议运动。运动的导火索，是年轻女性玛沙·阿米尼在韦扎拉街的道德警察大楼里被害。此后，伊朗许多女性，包括达里娅，都公开挑战强制头巾令，在公众场合自愿着装，不再戴头巾。

戈尔珊说，有一天，她偶然来到了一座被轰炸摧毁的建筑前：道德警察的大楼，或者用她自己的话说，“韦扎拉街上的那个恐怖之地。就是那个地方，我们亲爱的、素未谋面的、客居此城的玛沙·阿米尼，在那里被不公正地杀害。”

那天，当戈尔珊走到那里，那栋楼已经不存在了。它被摧毁了。她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只是看着。她无法相信。“但奇怪的是，我的脑海里还是记得那栋楼的恐怖。我的心跳加快了，脸变得滚烫。那同样的恐惧，那种多年来压在我胸口的东西，又回来了。即使那栋楼本身已经不在了。”

从战争第一周，以色列开始袭击检查站。这些袭击并非“精准打击”，普通市民同样难逃一死。而政权开始在检查站部署十二岁的儿童志愿者。一次袭击中，一名十三岁的孩子也遇难了。

戈尔珊的朋友目睹了一场惨剧。检查站前排起车龙，一辆坐着三个年轻人的白车被拦下。几个武装人员围了上去。不到三十秒，爆炸发生。人体碎块飞上空中，车和人瞬间被撕成了碎片。朋友说，那是他这辈子看过最恐怖的电影——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

德黑兰和其他伊朗城市，不像以色列或乌克兰的城市那样有防空洞或空袭警报，因为防空设施在此前的袭击中已被摧毁，人们只能靠烟雾、爆炸声和电话来判断哪里又被击中了。戈尔珊说：“这座城市满是监狱、拘留中心、警察局和巴斯基民兵基地，每一条街对我们来说都曾是令人恐惧的——这样一座城市，连一个像样的庇护所都没有留给它的人民。”

友情

“愿真主赐福给他的父亲祖父和列祖列宗”

战争不只是轰炸、黑暗和恐惧。在这些日子里，另一些东西也在成形：关怀、友情，以及那些让生命得以维系的抵抗。

戈尔珊生出了一种近乎疯狂的母性感。她尽力去养老院送食物，为养护中心的一百六十个男孩做三明治。这些男孩长期被世界遗忘，如今在战争中更甚。他们带着孩子般的兴奋迎上来，接过三明治和饮料，坐下来祈祷、跳舞、朗诵诗歌。但他们比谁都害怕轰炸。恐惧到极点时，他们会失去对身体的控制。

她说：“我留在德黑兰，因为没有我，这座城市就没有意义。我留在这里，是为了那些被迫留下的人，能把生活过得稍微可以忍受一些。你也许可以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但不能夺走他的家园。家是身份，是一切。我留在伊朗，是一个出于爱的选择，而非迫不得已。我留下，是为了抚慰这座城市人民的累累伤口。”

对达里娅来说，抵抗是更细小的日常：翻译、继续工作、冒着危险去见朋友、写脱口秀、不戴头巾。她不让战争把一切缩减为单纯的生存。

战争爆发前两天，他们刚办成一场地下脱口秀，来了一百人。他们也排好了下一场演出的时间。然后，战争取消了一切。在战争中谈喜剧似乎无关紧要，但达里娅觉得，恰恰是这些东西在庇护着人们。

“幸运的是——或者也许是不幸——我们体内的求生本能都很强，人们会抓住小小的东西不放。”达里娅写关于战争的脱口秀段子，每天往里加新东西。她以独特而辛辣的幽默，写到了那个和她调情的VPN销售商：“但最后，我赢得了战争，因为VPN卖家先生叫我亲爱的。”

有时他们打破规定去见朋友，因为日子实在难熬。一个音乐人朋友住在电视台大楼旁，家里的玻璃和门都被震碎了。其他人给了他很多帮助。朋友们互相敞开家门。达里娅说，友情是撑住她的最重要的东西。即使外出有风险，她每天晚上逼自己去找朋友。“好像我们的恐惧就这样被分摊了。”

又一次带着苦涩的幽默，她谈起那个saqi——送私酒的人。1979年革命后，伊朗境内酒类的生产和销售被明令禁止，但禁令从未消灭地下消费。达里娅说，这些天，唯一真正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兢兢业业的人，就是那个把酒送到门口的人。

“他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哈梅内伊死的那天，他满怀热情地给每家每户送货。Vishnovka……一种俄罗斯伏特加。愿真主赐福给他的父亲祖父和列祖列宗。”

在两位女性的讲述里，友情成了战时最重要的生存形式之一。友情就是人们向彼此敞开了家门，互相说着：“别一个人待着，来我这儿。”

有一天，戈尔珊去长途车站送朋友。他们要经由土耳其边境前往欧洲。送别后，她在路边坐下来，为这一切苦难哭泣。在战争里，友情不再只是陪伴，它成了一种庇护。人们坐在一起，一块看电影，一同被爆炸声吓到。达里娅所说：“好像我们的恐惧就这样被分摊了。”

哈梅内伊之死

“我们只想要一种普通的生活”

2026年2月28日，星期六，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死于袭击。对许多伊朗人来说，他的名字会令人回忆起镇压与暴力。然而，戈尔珊和达里娅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解放。哈梅内伊的死不只是一个喜悦的时刻，也是一个空洞的时刻。

一种深重的悲哀挥之不去：将独裁者送上审判席的可能性，就此消失了。

“他从未受审，就这样轻易地走了。”戈尔珊觉得，那是一种被剥夺了正义的悲哀：有人离开了，却没有问责，不必倾听受害者的名字，不必承认那些伤口。

达里娅也感到苦涩：“为什么所有这些血，就这样没有了答案？”

三年前，在“女人、生命、自由”抗议期间，达里娅即使入狱也觉得自己拥有力量。“我感觉，终于，我有了某种角色，我有了某种意义。”但现在，“我感觉我什么都不是，我整个青春和未来，都握在三个人手里：哈梅内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

在戈尔珊眼中，这场战争是三个怪物在她的土地上厮杀。这绝非在“帮助伊朗人民”。达里娅说出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两伙人之间的争斗，两伙人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一场针对伊朗的全面战争。”戈尔珊说，它针对土地、基础设施、记忆和生命。政府在外国袭击下粉饰太平，隐瞒真相，而主要受害者是这个国家的人民。

达里娅说出了同样的话：这场战争不会给人民带来任何正面的东西，她想对伊朗以外的人传递的是，不要被一种拯救叙事所迷惑。这次袭击不是一场拯救。

在爆炸声中，戈尔珊在凌晨三点写下了遗嘱。她一直在想，该把这张纸托付给谁——一个既值得信赖、又大概率能活下去的人。战争不只是废墟和烟雾；战争是：在你还不知道能否看见黎明之前，你已经在想，该把你最后的话托付给谁。

尽管无力，达里娅依然在前行。她翻译、工作、写脱口秀。她觉得这些日子终会过去。这并非出于乐观，而是出于一种民族记忆：这个国家曾无数次垮倒，又无数次站起。

但在这一切之间失去的，不只是基础设施，不只是建筑、检查站和石油储备。失去的，是普通生活的可能性。一种一个年轻女性可以去健身房、骑摩托车、去做心理咨询、为阳台买花的生活；一种自闭症孩子可以把学校当作安全之地的生活；一种小女孩可以谈论公园里的秋千，而不是”安全地点”的生活。

也许，从这两段讲述里浮现出的最诚实的一句话，也是最简单的一句话。是戈尔珊说：“这本不该是我们的命运。”也许整场战争，对数以百万计的人，其意义就浓缩在这句话里：不是胜利，不是报复，不是救赎。只有这个心愿——生活，能从某个地方，重新开始像生活的样子。戈尔珊说：“我们只想要一种普通的生活。”

*文中图片由Fatemeh Jamalpour提供

*文中达里娅为化名

作者———Fatemeh Jamalpour

编辑——洪蔚琳 顾问——王天挺

视觉——pandanap

运营——杏子 版式——日月

创意——Vicson

出品人/监制——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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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位规培医学生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

其背后是更广泛的年轻医生群体在超负荷工作、极低待遇、等级压制与职业信念动摇中的共同困境。

2026年3月14日，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规培的硕士生孙某某离开宿舍，后跳河身亡。近些年，此类事件并不少见。据公开信息，仅2024-2025年，至少有9位规培医生/护士或实习医生自杀。2024年2月，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生曹丽萍用手术刀割开了自己的颈动脉，她留下的千余字遗书里，出现了10次“加班”、9次“请了假”、6次“事情做不完”、4次“猝死”和3次“不能休息”。社交网路上，常有医生分享一边发烧挂点滴、一边值夜班、补病历的日常。

在中国，要成为有医生，必须完成三年（33个月）的规范化培训，才能获得医师资格证。规培医生要同时完成科研和临床任务，孙某某曾向同学吐槽“任务很多，自己协调不过来”，在遗书中她写到自己被导师和带教双方“训斥责骂”，“很难继续工作”。

如果说“能独立下医嘱”是一个医生转正的标志，那么一个医学生从实习走向转正的时长将远远超过其他行业默认的三个月、六个月。毕业和完成规培是第一步，此后他们将成为住院医，博士生还要进行“专培”（专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但在获得“主治医生”职称之前，他们都不具备决策权，需要服从更有经验的上级医生的管理与指导，后者也始终掌握着他们职业发展的机会。五年本科后，下一个阶段短则三年，长则八年。

这也是一个收入极低的阶段。2020年医疗行业论坛丁香园的调查显示，近三成规培生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社交网络上，许多医生将医学生的劳动称为“奴隶制”，因为他们既没有自主性，也没有正式职工待遇。“谈工作时是医生，讲待遇时是学生”。

正面连接访谈了七位处在这个阶段的年轻医生，他们平均年龄31岁，普遍经历连续的夜班、糟糕的身心状态、医患冲突、科研内卷和降薪。他们与离世的孙某某一样，难以平衡科研与临床，也感受到导师、带教管理方式的问题。

医疗是一个极度依赖经验的行业。主任比副主任优秀，资历老的好过刚毕业的，患者们大体都抱有这种信念。许多年来，医学生们也相信这套规则，并顺着这套职称体系晋升，成为更资深、更权威的人。然而随着个体意识的普遍觉醒，经验与权威逐渐变成了控制与剥削的近义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退出甚至反抗这类体系。

年轻医生的信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七位受访者在以学生或住院医师身份进入临床之后，很快开始产生怀疑——

越资深越可靠？如果上级医生做出错误的医疗决策呢？

一个根据科研而不是临床能力决定医生是否晋升的体系是否有问题？

用职称来决定一个医生能操作的手术难度是合理的吗？

这些怀疑最终导向一个相同的问题：除了做医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

除了年轻医生，我们还访谈了三位资深医生，他们是主任、副主任、主治医师，他们也是年轻医生的上级、带教。他们一方面感到现在的医学生“不如原来那么耐用了，至少不如自己当年好用”，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规培制度、手术分级制度对年轻医生成长的限制。同时，他们自己也并没有感到被这个体系优待。

作为普通人、患者，即便从最利己的角度，我们也有理由关心医生的处境，因为我们的健康仰仗医生的决策，我们的性命有时就握在他们手中。

生病的医生

2024年4月，做了两年住院医的骆军得了重度抑郁。那时，她所在产科有三位一线医生有抑郁症。根据《2020年医务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我国27.7%医务工作者可能存在抑郁倾向，其中医生抑郁得分最高，初级医务工作者显著高于高级医务工作者。

睡眠障碍是骆军抑郁的一条伏线——从硕士二年级起，她开始吃安眠药助眠。但睡眠越来越差，逐渐发展为严重睡眠障碍。确诊之前的半年里，即使不在值班的夜晚，她每天晚上也2、3点才能睡着，不到4个小时后就起床上班。

不止一位医生表达过睡眠障碍的情况——社交网络上，年轻医生普遍表示身边同学和同事有早醒、焦虑、浅睡眠的情况，并列举了自己储备的各种药物：文拉法辛、安非他酮、奥沙西泮。

除了工作压力，骆军也感受到了同情心对自己的负累。她发现这里有一种共识：不能“把情绪带入工作”，即使情绪是善意的共情。规培时，一位已经破水的产妇来到了科室，她没走正规流程，当即垫付了入院费用。带教批评了她，告诉她曾有同事垫付的钱打了水漂。

到了2024年春节，连续一周值完夜班后，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在看春节联欢晚会，骆军一人在房间里补觉，第二天早上醒来，又睡到中午11点。

年后，疲倦与焦虑变成了抑郁症。急诊值班结束后，她无法像往常一样，回到科里，处理等着自己的无穷尽的事情，而是坐在急诊室里发呆，直到夜里一两点。

最严重时，休息日她都躺在床上。爸爸到医院旁的出租屋来照顾她。她没力气去家门口拿外卖，一天努力吃一顿，多吃了就会吐。也不再给两只猫做饭，只把干净的猫粮倒在家里最大号的饭盆中。粪便和结块的猫砂堆满猫砂盆。阳台的多肉也都枯死了。

她还在继续上班，2024年4月底确诊中度抑郁，6月底发展为重度抑郁。医生建议她住院，但她没办法停下来，科里人少，好心的同事们主动分担工作，但她不想给别人增添负担。只偶尔请假休息一两天。

不只骆军，受访者们普遍在医院落下一身毛病。博士三年期间，有人长出了4、5公分大的子宫肌瘤，有时还会心悸，躯体化。还有人一直有多囊卵巢，夜班或科研劳累时，月经便会不规律，有时两个月来一次，有时每天只有少量出血。

“每天每个地方都有人叫你”

“所有人都有权力管你”

挨“上级”骂、被所有人骂，是年轻医生遇到的常事。

谭璐在某一线城市就读临床医学博士，进入医院工作的第一天，还不会使用医嘱系统，她描述整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干，干错，被骂，再改，再被骂。”

开医嘱的细节规则很多，很多无明文参照，比如要给病人开一天一片、一周七次的安眠药，不能只写剂量，还必须加上“领量一盒”，方便护士开药（安眠药为一盒七片）。许多年轻医生学会这个，就是被负责审核医嘱的护士骂出来的。如果谭璐的上级医生写错了什么，护士也是来骂她、让她解决。

我们所说的年轻医生包括规培生（一般是硕士）、临床医学博士（毕业后还需要再专培或规培）、全职住院医。这些医生的学历、资历或许不同，但相同的是在医院里作为年轻人、新手的处境。

王越卓是临床博士在读，在上海某医院重点科室“工作”。他的处境一度比谭璐更加严峻，因为他所在的治疗组有两位主任医师，却只有王越卓一个年轻医生。作为新人，他被安排了除做手术之外的所有工作：签字、查房、开医嘱、开药，“每天每个地方都有人叫你，低端的活充斥着整个生活”，他完全没有时间进手术室观摩学习，更别说上手练习。

回过头看这段经历，他发现自己处在人事链条的最底端，“所有人都有权力管你，但你并不知道影响你的到底是来自于系统的哪个环节，也没有人会对你负责。”

作为对照，也有受访者表示自己规培时遇到的带教医生对自己很照顾，会手把手教自己写病历，逐字修改，附上便签条，也有的上级会主动演示手术过程，带着规培生操作。有人还能在假期排班时得到照顾，走后门出去玩几天，身体不舒服时周末值班甚至能睡半天懒觉。但遇到什么样的上级似乎全凭运气，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受访者们形容这是一个“人治”的系统。

人治有其基础——每个科室都有个“核心组”。王越卓把它称为“法老团”。这个包括科主任、护士长和其他科室骨干成员的领导班子可以决定是否招入新员工、硕博士生要做多久临床工作（短至几个月长至三年）、年轻医生拿到多少绩效奖金（从几千到上万不等）。硕博士生的导师往往也是核心组成员。

年轻医生要完成许多医疗之外的任务。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他们要负责上级医生的几乎所有文书工作，录入医嘱、写病历、填写医保系统里的各种表格。

医师聚集地“丁香园”曾发布一项调查，有50%以上的住院医师，平均每天用于写病历的时间达四小时以上。

一份好的住院病历可以长达十几页，包括病人既往病史、入院记录、查房记录，各项同意书、通知书、麻醉记录和完整病程记录。病历格式要求严格，比如，每次输血需要写输血医嘱、输血前病程及输血后病程，十次输血就意味着年轻医生的二、三十次病历工作。

有时病人病情变化不大，但如果忙不过来的医生直接全文复制粘贴前一天一模一样的病情描述，被告上法庭时，也成为了质证的焦点。一位受访者见过这样的诉讼，病人拿着病历质问医生：怎么呆了这么久，病情一点变化都没有。现在这位受访者每次起码给病例写上7、8行。

此外，他们还要负责最基础的医疗处置，比如住院部里的：开药、插管、骨穿、透析；门诊里的：在深夜的急诊室里取出扎入患者脚底的几片碎玻璃，这项工作需要耐心与技术，只收费几十元，医生只能得到几块钱操作费。

他们也被称为“一线医生”，与患者距离最近，但我们很难知道他们的名字。医疗单据里的签名往往来自主治或更高级别的医生。在办公区，谭璐、王越卓和其他住院医都没有自己的固定工位 ，哪个电脑没人用，就坐在哪。在住院部管床时，患者的床头也不写医学生们的名字。

为了完成上述种种工作，年轻医生们不得不超时上班。我们的七位受访者，每天工作时长都超过12小时，最多会达到15小时。在医院第一年，谭璐基本每天晚上十点才能离开医院。一位受访者在产科工作，最多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小时，这意味着上完白班，值夜班，继续上一整个白班，中间最长只休息了30分钟。他们很难按时吃饭，如果要进手术室，上厕所也变成奢侈的事情，往往一憋就是一两个小时。

长时间的消耗下，头脑发昏，心跳加快，是手术室与值班室的常态。许多第一年进入临床工作的规培医生都会晕台，即在手术台上感到头昏、视力模糊，丧失意识而摔倒，平均一两个月就有一次。对此，有经验的医生见怪不怪，会叫他们在旁边坐着歇一会儿，或者打电话叫个人顶上来。

医疗政策对上级医师的影响也会直接传导到年轻医师身上。比如，医院考核里有一项是病床周转率，即病人多久能出院，谭璐的上级为了提高这项数据，会让病人早上11点前空腹来，来了立刻抽血、拍片子，开心电图，下午上治疗，然后立即出院。这意味着谭璐要在一天内写完原本两三天的病历、做完相关操作。这种“特种兵”操作被多位受访者提及。

但即便提高了科室的绩效，奖金也发不到他们手里，因为他们没有正式入职。大多数规培医生每个月只有1000元左右的国家补贴，在一些中部城市医院，到手的补贴低至600-850元。 有幸挤入北京、上海少数顶级三甲医院的人每个月能获得医院额外的2、3千元补贴，运气更好的，能获得与全职住院医生同样的待遇。

多位受访者认为，对于年轻医生的管理，医院的总体思路是——以最低的成本完成那些必须要做、但没人想做的杂活。谭璐所在的病区，做一线的基本上是研究生和外院进修医师，均无编制；同时，所有的全职员工都在二线，他们做手术的主刀，平时负责管理、决策。在另一家西部医院，产科、妇科20多位医生的常规手术，则全由8位一线医生完成。

在医院这样的等级制系统里，经验与职称绑定，又与收入和名誉挂钩。年轻的没有职称的医生在一线忙碌，但很难得到与工作量和工作压力相对应的回报与认可。谭璐调侃这种处境，“我们经常管自己叫黑奴，一个好的家养小精灵的标准就是在主人根本看不到你的时候把事情都干得很利落。”

医生的处境会直接影响病人的感受。一位医疗研究者这样描述自己给奶奶陪床的经历，来查房的总是年轻医学生，向他们咨询任何问题，都难以得到回应。他们需要请示上级。

但真正负责决策的主治主治一周顶多来查房两次，有的可能只是来晃一圈。一次，她奶奶的管床医生已经被新的面孔替换，他们没有被通知。过程中，一种她曾明确上报、会让奶奶头痛耳鸣的药物在两周中反复开出了三次。

她感到信息在层级制下难以传递。年轻医生“不能理你，也不想理你”，直到后来做采访时，一位已经离职的年轻医生才告诉她，在这所区域大三甲工作，其实就是在做“人形抄写机”，她每天十几个小时用在抄写记录病情，交由上级，感觉自己像个废人，主动性也消耗殆尽。

他们不再相信

经验是医疗系统里医患共同认可的权威来源。挂号费随着医生职称的升高而上涨，主任比副主任优秀，资历老的好过刚毕业的，患者们大体都抱有这种信念。许多年来，医学生们也相信这套规则，并顺着这套职称体系晋升，成为更资深、更权威的人。

但在我们的采访中，年轻医生普遍对这套体系产生了怀疑。有时资深医生险些造成医疗事故。有被访者发现上级并不清楚病人在用什么药，或忘记开治疗就直接让病人出院，这位被访者提醒了上级，对方却告知自己：找个理由应付一下。

骆军是西部一家地方三甲医院的住院医生。刚入职不久，科室新调来的一位主任医师主刀剖腹产手术，骆军看到他进行一项“不寻常的”操作，骆军与手术台上另一位医生交换了一个疑惑的眼神。操作持续进行，五分钟里，两人频繁对视，骆军明白对方与自己都在考虑是否要阻止。

但骆军依然不确定自己的判断是否比主任更对。“第一反应，这是错的；第二反应：是我自己见识太少了吗？”

新生儿出来了，没有哭声，没有皱眉，皮肤也不红润，根据新生儿阿氏评分，处于重度窒息状态。在长达三分钟的缺氧后，状况才缓和。

手术结束数周甚至数月里，骆军不断回想手术台上的画面，感到无比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及时制止？她又自责于这种于事无补的自我怀疑。

另一次，主任签字同意产妇进行顺产，但患者有胎盘早剥现象，这意味着如果分娩时间过长，可能会严重出血。骆军还是根据经验，做剖腹产准备。产妇的病情随后开始恶化。最终手术顺利完成，但病人多忍受了一两个小时的疼痛和本可避免的失血。

手术室执行主刀责任制，指令是上级做的，患者和新生儿没受到明显影响。任何人都可以说一句“我没有错”。许多更有经验的同事对此看得比较开。

但在骆军曾经的信念里，随着年龄增长，职称提升，医生总在进步，上级的判断肯定更正确，可以被信任，但这几件事让她怀疑和恐惧：下次再这样，我该怎么办？

她只能避免与这位新主任一起上手术，当主任上门诊时，她还去和病人沟通，商量让其他高年资医生主刀。后来院领导终于发现了主任的问题，把他调走。但对于骆军来说，科室已经不再是一个可靠、可控的地方。她开始在医生专用app上学习案例处置和操作视频，她知道她必须靠自己。

职称高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力强。当年轻医生开始怀疑这个结果，那么达成这个结果的过程随即也变得可疑起来。受访者们发现，现在医生的转正和晋升，越来越看重学历和科研，而非临床水平。

王越卓所在的科室，博士毕业如果要留院，必须完成扎实的实验室研究，至少一篇SCI数据库“Q1区”（影响因子前25%）的论文发表。而几位受访者在找工作的面试里，都很少被问到临床相关的问题，面试者更关注年轻医生的导师是谁。

谭璐发现，大概在2024年前后，在她的医院申报主治职称，需要有“国自然”了。“国自然”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金，申请难度高，工作量大，从申请前一年的11月份就开始准备，直到来年10月。医院也如临大考，展开一轮轮内部评审培训，力保“种子选手”能为医院争取来科研资金。

重视科研是否会直接导致疏忽临床？我们的受访者认为这二者的关系主要在于时间的分配，很难二者兼顾。一位在骨科任职的受访者提到，自己所在医院有一位顶尖医学院博士生，因临床经验不足，频繁出事故，他认为对方“升迁太快”，“如果有机会在住院医师阶段多做做手术，或许还有能机会提升医术。”

在谭璐的临床医学项目，导师强调科研成果，同时也很在意临床。 她早上到医院，经常忙到深夜，只能利用不值夜班的晚上和周末做科研。曾有两个星期，她每天凌晨三四点睡，早上七点又到科室。

但是，这些临床经验对她的职业生涯几乎无用。毕业前夕，她几乎直接被院方告知，科研不够好。实际上，她已经参与过两个课题组，发表了4篇论文。

2023年，“医学界”曾报道过北京某肿瘤医院一位醉心临床、迟迟未能晋升的主治医生，他的手术技能胜过了许多医院的科主任；另一位地方三甲医院医生把主要精力投入临床诊疗，也在副高职位“卡”了二十来年——其留学期间发表的SCI论文未获认可，回国后又不想学术造假。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张伯礼也在采访中指出，科研论文依然是国内医疗评奖评优考核的重要内容，很多医生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提升这方面能力。

年轻医生的怀疑也不仅仅是怀疑，几位高职称医生都确认了科室和医院里有副主任手术做不好的情况。但一位医生是否真的“德不配位”，结论很难为外界所知。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医院系统高度专业，又高度封闭。“我们评价一家医院，只能通过其他医院的高年资医生来评价，同行评议费用很高，有身份地位的人，会倾向于有身份的，还是没身份的人？”

老医生的视角

今年42岁的李江在一所地区教学医院的外科科室做副主任医师，他记得博士期间做住院总医师时最艰难，直到获得了副高职称，苦日子才结束。

2017年他成为主治医师，管12张床，白天做完手术，回家吃趟饭就回办公室继续看文献。12点回家，第二天早上7点继续上班，老婆“丧偶式”带娃。

周末也要工作，实验室扫描约在周六晚上12点，做到凌晨3-4点，睡会儿觉，周日上午10点继续查房。他认为这是教学医院里医生成长的必经过程，“这种压力你必须承担。”

李江没有经历过规培，对此他非常庆幸。规培指33个月住院医师标准化培训（“规培”），是取得医师资格之前必须进行的培训。这一政策在2014年起在全国推行，通常在硕士研究阶段进行，也有八年制博士在读书时甚至毕业后再规培。

李江表示，规培制度建立后，带教医生和学生都很艰难。其主要问题在于，33个月时间中，学生只有2-6个月时间留在本科室，其余时间在十多个科室里“轮转”，每科停留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里，学生和带教很难建立良性合作关系。比如，他在外科，被分配来的规培生几乎都来自内科，他没法带他们进手术室，只能让他们做做无菌操作、写写病历。他认为这是一种“无效”轮转。

他的手上至今有一个3公分的伤疤，是来轮转的研究生造成的。在一场开颅手术上，这位研究生不知道如何给开颅的患者配合上头架，他抱着患者的头，拆下的头架直接划破了他的手臂。夜班更是“一种噩梦”，刚轮转来的学生们电话十分钟打来一个，“基本要陪着他们值班。”而等到资深医生们把规培生培养好了，他们又已经要到其他科室去了。

而他读书时还没有轮转的要求，规培的三年，他都在自己科室里，“尽心尽力学，老师也尽心尽力教。我觉得那是给我教本事。”

现在的医学生与他读书时不同了，“当年夜班急诊，我们都觉得，导师到了，如果我还没到，那就完了。” 但现在，学生们经常下班到点就走，病人夜间病情变化，喊了他们也不过来。他感到现在的学生更觉得自己被压迫和剥削，交流里总有一种消极的语调，“别人做金融、做码农，我为什么要做住院医？”

但李江也理解年轻医生在规培时状态不好。他记得自己当年轮转去其他科室时，也会不情愿做多余的工作。一次，他帮助主治医生完成了一项简单手法复位，病人康复后不用住院了，护士长却坚持要求患者住院，让他完善病历，这样才能收费七十元。他拒绝了。病人已经康复，“我等于是干了几十元的活，还要再写一套病历，我凭什么？”护士长不同意。告到科主任那里，不让他出科。“我直接跟主任讲，你当年是小医生时记不记得护士是怎么欺负你的？”主任最终还是给他签字出科了。

主治医师赵阳也做过带教，他和李江一样，都认为现在的年轻医生“不如原来那么耐用了，至少不如自己当年好用”。他回忆自己博士毕业刚参加工作最忙时，住在急诊部，经常一个晚上只能靠着走廊的转运床睡2、3个小时，但他从来不觉得成为了“牛马”，而是骄傲于自己“扛过来了”，认为这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他总结现在医院里的对抗情绪：一线年轻医生觉得，凭什么指着我一个人薅；带组的二线资深医生觉得，为啥不好好把活儿给干完。

赵阳和李江都理解现在年轻医生的艰难。赵阳认为住院医生工作做不好，和研究生太忙了有关。医院总体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

李江毫不避讳地承认：大型三甲医院的运转，确实依赖大量廉价、未入职的住院医生。科室也希望招来稳定的住院医，但医院的编制和经费不允许。年轻医生没有稳定的未来，主治医师也缺少住院医提供的稳定托举。

李江记得，2019年前，自己科室的硕士毕业生还可以留在市级医院，但2020-2022年，许多医院没有招聘，硕士生大量积压，只能去县级医院。只有博士能找到好的岗位。几位受访者也都回忆，2020年开始，硕士生难在大城市三甲留院。

博士学位也在贬值。21世纪初，在地区大三甲，博士毕业就被认为到达主治医师水平，毕业两年后就可以被聘为副主任医师。到了2014年，李江博士毕业，三年后被评为主治，七年后成为副主任医师。

现在，在他的医院，即使是高考分数最高的八年制博士，毕业后也需要五年（规培两年，博士后三年），才能获得主治医师职称。

根据《中国医院人才发展报告（2021）》（中国医院协会发布），全国百强医院（以三甲为主）的新聘医师中，博士占比达72%。

除了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年轻医生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来自于手术分级制度。手术分级制度2012年开始实施，根据难度、复杂性、风险等因素，将手术分为四级，每个级别规定了各级医生的手术权限，高难度手术需由相应资质医师操作。

赵阳提到，他读书时，这套制度尚未建成，年轻医生会有更多机会来尝试更难的技术。他记得，当年外科做胸腔镜手术，年轻院总（刚入职的总住院医生）和主治就可以主刀，主任医师在一旁细致观看、指导。但现在的年轻医生因为制度的限制，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医学论坛“丁香医生”上，一位年轻医生自述工作了五年，升到主治，但也只能做阑尾炎、胆囊炎等中低风险手术。

赵阳说，带教的责任首先是完成本阶段的教学培训任务，“我本人非常愿意带你做一些高级别的操作，但这些并不在大纲的要求里面。（还有）伦理的基础，不能给患者带来额外伤害，要求难度越高的操作，对术者经验就越高。” 他认同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带教不想承担额外责任，年轻医生就无法在带教的手术中实践高级别操作。

可以看出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年轻医生如果想提升临床能力，做更高级别的手术，首先必须在科研上花费大量时间，才可能晋升为更高级别的医生，进而获得做高级别手术的资格。但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一位受访者曾听到上海某主任医师感慨：院里一大批顶尖八年制博士特别会写论文，但就是不会看病。这句话或许有些武断，但也正反映了年轻医生面临的困境。

越来越忙，越来越穷

2024年以来，医生的处境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开展至第十批国家“集采”，即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国家医保局以医院用量为筹码，直接向企业“团购”，挤出药品和耗材的“价格水分”，这些国产药显著降价了，也减少了医院的盈利空间。国家“集采”政策始于2019年。

接着是2024年全国铺开的DRG/DIP改革，国家医保基金开始根据病组和病种分数来“打包付费”：患者的病情越不平稳，被分入分值更高的组别，那么医院考核的分数就越高，科室奖金、医生绩效也能更好。

为了提高考核分数，在一位被访者的科室里，上级会从抢救室“捞”来病情最重的病人。但这也可能造成亏损。这是因为来大三甲医院的病人往往病情复杂，需要做大量检查，当检查的金额超过医保报销上限，亏损就由科室和医院来承担。一位科室主任发现，收进来高血压病人，全部都亏。所以一些医院不得不收入更多病人，干更多活，来维持原先的收入。

在考核与病人增加的双重背景下，病床周转率越来越快，无论一线还是二线医生，都感到越来越忙了。一位受访者记得2013-2014年间，科室里一个月可能只收治十几个病人，而现在收进来的病人能有四五十个。

也是在2024年起，医院降薪成为全国现象。年底开始，骆军的绩效减少了一半。原来每个月工资到手12000、13000元，现在只有7、8000元，还不到当地的城镇平均工资。

风波从2022年就开始，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妇产科，主治医生的到手工资下降了三分之一，副主任、主任医师也受到波及。

倒查和罚款也随着2024年以来的DRG/DIP改革变多，各科室多了一项工作：针对DRG罚款进行申诉和学习。

骆军就时常收到医保科发下的单子，告诉她前两个月要扣多少钱：增加的医保特殊项目要不断记下来，有时候检查做了，会判定为重复筛查，不查，可能通过不了检查，还要扣罚。

李江发现，低年资医生往往是医保倒查扣款的直接责任人，因为医嘱上写的是他们的名字。虽然治疗组一同承担扣费，但“人治”之下，遇到上级不认帐，还得是年轻医生被罚款。

各年资被访者均表示，他们不会为了省钱，而降低给病人提供的医疗水平。“我们也要努力省钱，但是不花钱，自己也没有价值了。”李江说。

比如一套质量更好的脑脊液引流系统要2、3000元，但出于集采的要求和医保控费的压力，医生现在会选几百元的。管子可能脱落，导致感染，给病人带来痛苦。医生只能更谨慎小心地做手术。

现在这位副主任医生的工资降了四成，此外最多时一个月能有3000元的医保倒扣罚款。

原来我还可以不做医生！

博士最后一年，谭璐经历了一场医闹。一位去世患者的儿子带着约10个男性家属在病区摔东西、骂人。一整天里，谭璐和其他几位医生躲在护士台里——整个病区只有那里有监控。谭璐记得自己在电脑上补病历，男家属就在她旁边挥舞拳头。她没有喝一口水、上一次厕所。期间，另一位医生问谭璐：还想做医生吗？她突然意识到，原来我还可以不做医生！

经过深思熟虑，谭璐终于决定离开她热爱的临床工作。

2023年底，骆军第一次提出自己不想干了，但身边人都反对她离开这份稳定的工作，尤其是父母。她又坚持了一年，抑郁加重，父母不再反对。降薪是最后那根稻草。2025年初，骆军提出离职，开始投简历，一个月后获得了面试机会。

改变需要勇气，在好医院，有编制，有“虚名”。更重要的是，医生的成长曲线漫长，也意味着离开的沉没成本极大。要成为一名医生，从本科开始，最短的要8年——本科五年，硕士（并轨全科医生规培）三年，毕业后拿到医师资格证，也就是去世的孙同学的路径。最长超过十一年——医学本科五年，临床硕士三年，博士三年，有人可能还要读博士后——王越卓就走了最长的这条路。毕业后相当于已在医院工作了四五年。在这之后，还要进行“专培”（专业医师规范化培训），有各类考核，逐渐升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但不少医生们还是选择离开。2025年12月，丁香园《2024年医疗机构最佳雇主洞察报告》显示，三成医务人员都有明确离职想法，七成倾向转向非医疗行业，离职人群集中于急诊、重症等高压科室，以及1-3 年工作年限、初中级职称群体。

“辞职是一种传染病”，2024年4月，一位坐标浙江的医生在“丁香医生”论坛评论道。另一位医生跟帖：我们这里一个1月辞职，一个3月辞职，还有2个没找到下家 。

另一位已经在妇科工作的受访者已经离职，她提到，曾经与她共事的另两位住院医都已经离职去了医药公司。如今，100多个本科同学聚会，四分之一转去了社区医院，或者从常规科室转去辅助科室——没有急诊，周末双休，虽然钱少，但更有性价比。前述在骨科工作的受访者说，医院曾有个两百人的新职工大群，如今，一半都离职了。

还有人在更早的时候就决定离开这个行业。比如八年制博士生毕业后直接转行，这意味着失去规培机会，拿不到医师资格证，再也无法回到公立医院。甚至有人本科阶段就去药企实习、准备考研考公。

离职后，那位在妇科工作的受访者把自己从规培开始一直购买的定期寿险停了。因为现在不用担心猝死了。

医生工作的理想主义外壳已被完全剥去。“我付出我的劳动，获得我的报酬，差不多了。”前面这位年轻骨科医生表示，身边人最希望的只是按时下班，陪陪家人。“解除人类之病痛，”他引用了一句希波克拉底医师誓言里的内容，表示无奈。“没有人愿意24小时就在医院里陪患者的。”

许多离职年轻医生在社交网络分享离开医院那一刻的快乐。有人终于给媳妇做了一顿饭，有人在办公桌收拾出一整屉请同事开给自己的睡眠药。有人发出收藏已久的家养小精灵多比的表情包。许多人都是裸辞，却等不及要拥抱医院门口的阳光。

骆军进入一家医疗企业工作。她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了自己的离职经历，获得了热烈回应。她说，帖子流量最高的时间都是深夜，很多医学生发来私信，“那可能是他们在值夜班，很崩溃的时候。”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感谢尹摘喜对本文的帮助

作者———裴丹yaoer2758@163.com

编辑——于蒙 顾问——王天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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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的人悼念死去的人，然后活下去。

宏福苑

隔着铁栏杆和两棵稀疏的树，能看到远处几栋被熏黑的大楼，颜色深浅不一，残余的绿色棚网搭在墙面，还有未燃尽的竹棚悬吊着。路边有五六个人，沉默地看着被烧毁的楼房，偶尔拿起手机拍照。为了看得清楚些，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爬到更高处。

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火灾。火情在3小时20分钟内从三级升至五级，侵袭了8栋楼宇中的7栋。橙黄色的大火从白天烧到黑夜，燃烧超43小时。截至目前，160人遇难。这是自1948年永安公司仓库大火以来，香港伤亡最严重的火灾。

火灾第4天，我到达香港。从大埔墟地铁站出来，是王肇枝中学邓若璠运动场，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在打篮球。马路对面就是烧毁后的宏福苑。

大埔的路牌

跟着导航，右转穿过地下通道，走大约700米，就到了宏福苑前的广福休息处。这里类似街心公园。左侧是凉亭，火灾后用作悼念区，来吊唁的人可以向义工领取白纸，写上想对宏福苑居民说的话，贴到石柱上。

再向前走，有一片空地，是专门的献花区。11月29日下午，近百人聚集在这里，排成一条蜿蜒的队伍，人们手里拿着黄白的菊花。天气晴朗，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睛，现场却几乎没有交谈声，只听见手臂摩擦外套的声音。

一个坐轮椅的女生被两个中年女人轮流推着。献完花，有人用手或纸巾捂着口鼻，快步离开。有人抬头，看着被烧毁的楼房默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闭眼祈祷，十指交叉，放在胸前。

火灾的前几天，宏福苑前的广福邨平台成为物资集中点，一度聚集近千人。29号那天，一位中年女人提着一个红色格子编织袋赶来，袋子里是保暖衣服和洗护用品。她想捐给灾民，但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已经够了。

一位义工告诉我，前一晚，警察已经说不再接收个人捐赠物资。她猜想，或许是之前太多人来，吵到附近的居民，被投诉了。物资被分散到大埔火车站等其它援助点。

12月2日，是遇难者的“头七”。献花区的人较之前翻了数倍，身着橙色制服的民安队，时不时将鲜花移放到封锁线内。南京人李娜也来献花、折千纸鹤。她原本是来香港旅游，刚订完机票就刷到火灾的新闻。她捐了一万港元。

头七，献花人数翻倍，民安队时不时用塑料箱运走一些鲜花

千纸鹤后来被用作布置“宠物吊唁区”，上百只千纸鹤连成网，下方放着猫条、罐头和玩偶。路灯杆上贴了很多寻猫海报，有义工负责将这些信息整合到共享表格里，如果有人发现猫咪，就在表格里更新状态。12月初，经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确认，大火中约150只动物遇难。

网上还能查到宏福苑被烧毁前的样子，浅米黄色外墙，利落高耸，被绿植包围。这处位于新界大埔市中心的高层住宅小区，于1983年落成，依山傍海，东侧紧邻元洲仔公园——公园里的自然保护研究中心曾吸引许多游客来欣赏自然风光、学习保育知识。

宏福苑有8栋楼宇，均以宏*阁的格式命名，每栋31层，共计1984个单位。香港本地的置业网站上，记录着小区原本便利的生活设施：步行十分钟即可达到港铁、广福商场和广福公园，附近有广福邨室外停车场，小区内有电动汽车充电站和动物诊所。

事发前，宏福苑正在进行维修工程，初步调查显示，棚网未达阻燃标准，用于封闭窗户的发泡胶高度易燃，两者叠加，导致火势迅速蔓延。火灾后，宏福苑已经被蓝白相间的封锁线围起来，无法进入。

广福休息处前来献花的人（11月29日拍摄）

一位居民告诉我，宏福苑起火那天，他们就在楼下，抬头看大火一点点烧掉自己的房子。在风势的推动下，大火迅速从宏昌阁1楼，蔓延至其他居民楼。他们从下午看到深夜，一边看一边流泪，不管旁人如何劝说都不肯走。

安息

距离宏福苑150米的社区会堂，如今已经变成遗体认领处。不过，会堂并没有存放遗体，只提供遗体的相簿，给家属辨认。有些逝者被烧毁了面容，很难辨认。会堂的窗户拉上红色的窗帘，门口有警察看守，只有家属能进去。

幸存者许太听说，有位女性的妈妈当时在家里跟人打麻将，四个人全都丧生。这位女士去认领遗体的时候，妈妈已经面目全非。许生伸出手掌平放在我的膝盖旁，说大概是（烧到）这个位置。

许生给我看手机里火灾救援的照片

那怎么认出来是妈妈呢？

“佢話我阿媽係着呢條褲、呢對鞋（她说我妈妈是穿这条裤子、这对鞋）。”许太说。

遇难者的遗体实际存放在距离宏福苑17公里的富山公众殓房。

车子从热闹的街区，驶到寂静的山脚下。岩石上长着高耸的树木。三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到了五点，他们离开了。走上阶梯，玻璃门上贴着指引：辨认遗体，请往地下大堂。

正好遇到关爱队的一个男性工作人员，我上前问路，他或许以为我是独自来认领遗体的家属，便带着我，推开防火门，往下走一层楼梯，到了地下大堂。

这是一个纵向的空间，首先到的是等待区，家属取号后，就坐在长椅上等待。隔开等待区和认领区的是一道半开的玻璃门。等待区坐着一位穿着灰黑色罩袍、看起来三十多岁的女性。她听到推门声后，抬头看了我一眼，很快收回视线，侧身，重新看向玻璃门里面。

这天，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公布的遇难者人数是156人，仍有30人失联。认领区里，有三个穿西装的工作人员，在桌边接待十几位家属，有人带着口罩，手里拿着纸质资料。目之所及，我并没看到遗体或冰柜。

最新消息是，截止12月9日，遇难者人数更新至160人——其中120具遗体身份已得到确认，仍有40具遗体身份有待确认。另外，香港警方表示，早前接报31宗失联个案，仍有6人处于失联状态。

大火被扑灭后，家属都在尽力找寻失联的亲人。

面向被征用被遗体认领处的广福邨社区中心，有一处树下的献花点。花束中间放着一张寻人启事，写着：寻宏福苑宏泰阁小朋友及工人。两张照片占据了主要篇幅，一张是5岁小朋友穿着泡泡袖裙子；一张是香港居民身份证，隐私信息被涂黑了。末尾附上了郑生的电话号码。

还有一位蹲下身、靠着石柱的女生，大约20多岁，时不时用手机拍摄人们献花的画面。十来分钟后，她起身。她从广州过来，远房亲戚原先就住在宏福苑，其中一位不幸逝世。另外两位老人恰巧当时在户外，侥幸逃生，暂时住在政府安排的酒店。树干上贴着一张白纸，用粤语质问道：128+无辜生命，他们做错了什么？那是11月29日的遇难人数。互联网上，曾被视为香港代表歌曲的《狮子山下》在音乐软件的搜索频次上升；新闻里对事故原因的追问也在持续进行。

我见到了一位前来献花的香港人，这是他第二次来宏福苑了。第一次来是11月27日，火灾发生的第二天，楼房还在烧，消防员还在救援。他在长椅从下午坐到晚上。那时披露出来的死亡人数还是三十多人，他忍不住想，也许受困的人还能被救出来。

宏福苑附近的消防救护车，有伤者被推入车内

听一位义工讲，先前有个女人在献花区旁的草坪哭，也是宏福苑居民。11月26日当天，她出门和朋友们庆祝生日，之后却收到家人都在火灾中丧生的消息。生日变成了家人的忌日，“佢話好想死”。

距离宏福苑最近的居民楼叫广礼楼，同样属于公屋。彭婆婆住在这里，她的孙子子朗，读初中一年级。11月26日下午两点多，子朗在广礼楼楼梯间窗户发现宏福苑起火了。

而他的同学家乐，就住在宏福苑里。不用上学的日子，两个小孩喜欢一起骑单车去公园玩。火灾后，家乐一家人一直处于失联状态。前一天，家乐才刚庆祝完14岁生日。

“细路仔（孩子）安息”，彭婆婆在献花处的白纸写下这句话。忍不住流泪道，“咁細（这么小）就......”

过渡

宏福苑居住人口为4643人，大火之后，特区政府协调了周边的酒店和青年旅舍，供1431名居民居住，另有2530名居民被安置在过渡性房屋。

火灾第二天，11月27日，政府成立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启动资金为3亿港元，同时开放捐款渠道。

截至12月15日，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已收到外界捐款34亿港元。除了应急补助金，每户受影响家庭还能收到一笔生活津贴，金额从5万港元已增至10万港元。遇难者的家属，还会收到20万港元慰问金及5万元殓葬金。

大埔民政事务处内，屏幕上写有查询死伤者的警方热线

12月1号，我见到许太时，她已经收到了1万港元应急补助金。她告诉我，在沙田的人工窗口，可以免费加快补办遗失的各类证件。她还决定暂缓申请住宿援助，先借住在女儿家。她想把房子让给更需要的人。

博爱江夏围村是其中一处过渡性房屋，距离宏福苑车程二十多分钟。12月2日，我来到这里。过渡性房屋只有4层楼，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并不多见。晚上七点，站在楼下，能闻到炒菜的香味。村口有个食品超市，商品种类很多，有贡丸、鱼蛋、牛肉等。再往里走，是开放式公园，孩子们在那里踢球。

因为在排队等新的公屋，巴基斯坦籍的士司机Ali已经在博爱江夏围村住了一年多。这里的房租很便宜，一个月只要2500港元。

Ali在香港出生、读书、工作，认为自己就是香港人。他说，大埔发生火灾，就相当于自己家里发生火灾，肯定会心痛。“香港咁大嘅城市，唔應該發生呢種事嘅（香港这么大的城市，不应该发生这种事的）。”Ali看新闻才知道，宏福苑的管理存在这么多问题，不符合他对香港国际大都市的印象。

地铁电视上播放着火灾消息

火灾后，Ali主动接送义工，帮助搬运物资。此前他在Facebook发帖说，如果有灾民需要出行，愿意免费提供的士服务。最近，Ali接送了一位义工，对方负责帮家属寻找失联的居民，他告诉Ali，自己找了很多人，只有一个人还活着。

外佣

截至12月9日，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公报，火灾已经造成160人死亡。印尼驻香港总领事馆及菲律宾驻香港总领事馆披露，有10名外佣逝世。

在香港，几乎每十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请外佣。宏福苑大约有两千户，据香港劳工及福利局统计，这里一共有235名外籍佣工，其中印尼籍141人、菲律宾籍94人。

11月26日下午，住在宏道阁的菲律宾籍外佣Gemma，带着煲好的汤和蔬菜水果，正准备离开宏福苑，去照顾雇主家的孩子。Gemma是少见的、不与雇主同住的外佣。她已经在雇主家工作20年了。

下楼时，保安告诉她宏昌阁着火了。宏福苑的楼栋，大致呈U型分布，宏昌阁与宏道阁中间隔着三座楼房。Gemma前去查看，发现火势越来越大，赶紧跑回家拿证件。再出门时，她挨个敲门告诉邻居着火了，朋友也在其中一户人家里做外佣，于是她们带着雇主家的孩子一起下楼。

接着，Gemma打车去匡智会的住宿大楼，她照顾的孩子患有智力障碍，因此住在这家非营利机构。她们一起为宏福苑祈祷后，Gemma给孩子喂了汤。离开时，因交通拥堵，Gemma步行回到宏福苑，发现火势越来越大。后来她只能搬去跟孩子一起住。

外佣是香港社会的运转上的重要齿轮。她们分担家务，让家庭主妇得以重新回到劳动市场；还协助照顾长者，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照护压力。据香港立法会统计，2024年香港受聘的外佣人数为36.8万人，约占本地劳动人口的9.6%。其中约有20万人是菲佣，15万是印佣。

火灾之后，政府为受灾者提供援助金，但在社工Johannie接触到的外佣里，很多人还没拿到。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申请，或还没有获知消息。甚至有人连银行账户都没有。Johannie是注册社工，就职于Mission for Migrant Workers（外劳事工中心，以下简称：MFMW），是一家专门关注移工群体的非营利机构。

Johannie告诉我们，对于外佣来说，办理银行账户是个难题。移工们去银行，都会被反复问，为什么非要一个银行账户？菲律宾籍职员Lalang，是Johannie的同事。两人一起去银行时，工作人员默认她们是雇主和外佣的关系。住址也是问题之一，Johannie分析，“她们不会被视为会在香港稳定生活的人”。很多外佣与雇主住在一起，但雇主担心她们会在银行借贷之类的，不愿意提供自己家的住址。

因此，火灾后，Johannie所在的机构MFMW会给外佣提供应急现金。此外，机构将收到的捐赠物资，提供给外佣们，包括牙膏、内衣、卫生巾、食物、日常药品等生活物品。职员们会按照物品种类，放入不同的编织袋，贴上标签。他们还把一个人所需要的基本生活用品打包做成care packs，图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拿走一袋，如果还有额外的需求，再从编织袋里挑选。

外佣在MFMW试穿捐赠的鞋子

大火之后，很多移工还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证、护照等证件，这是她们留在香港的合法性证明。有些外佣跟雇主关系比较好，就可以一起去补办证件。但这段时间，一些雇主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也有许多善后事务需要处理，往往没有多余的心力去顾及外佣的需求。

“你会看到任何crisis的情况，在她们身上，就会变成加倍的灾难。”Johannie总结道。

社工Johannie接触了很多宏福苑的外佣。一些人告诉Johannie，当时没有听到火灾警报声，也没有人通知她们要走。只是她们自己看到宏昌阁着火，决定要撤离。在外上班的雇主听说消息后，认为火势不会蔓延，叫她们不要走。现在回头看，跟危险擦肩而过的工人们都为自己的决定庆幸，”如果没有走，我就走不了“。

有些外佣会想，“为什么雇主叫我不要走？如果我没有走，我就死了，但是他叫我不要走，为什么不相信我的判断？是不是不在意我的安全？”但她们没法直接跟雇主说，只能向Johannie倾诉。Johannie帮助她们和雇主沟通。有些雇主向她们道歉了。

MFMW在广福邨平台为外佣提供物资的服务站（11月29日拍摄）

火灾发生时，大多雇主都在外上班，留在宏福苑的主要是长者、小朋友和外佣。

Johannie理解外佣们的处境，“她们也有一些struggle，犹豫应该走还是不走？应该选择我自己还是他？如果我自己走了，我怎么跟雇主交代？”经历内心斗争后，外佣们还是努力尝试把长者和小朋友也带出来。

目前，Johannie接触到的案例，要么是外佣成功带出雇主的家人，要么是她们一起遭遇伤亡，没有碰到外佣独自逃生的情况，“我没有看到只有工人一个人走出来的。”

支持

在宏福苑周围，经常能见到社工、义工的身影，他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提供情绪支持——社工通常在政府机构注册，拥有社工专业教育背景和专业证书；义工则相当于志愿者，有意愿都可以参与。

义工不难辨认，通常胸前挂着工牌，有些还是学生模样。大学生Coman便是其中一位，他的挂带为绿色。手里总是拿着两包纸巾，看见面色凝重或流泪的人，就上前递出纸巾，闲聊几句。提供情绪支援，需要他先跟着社工实习，了解如何安抚陷入创伤的人，才能由他自己独立完成。

12月6日的凉亭

一天下来，Coman能接触上百人，聊天超过半小时的，大约十几位。除非碰到情绪波动过大、哭到停不下来的人，他才会转给社工处理。

Coman的朋友也住在宏福苑。大火之后，他没法若无其事地继续上学，就请了假，每天来宏福苑，常常工作超过24小时才休息。我问他上次睡觉是什么时候，他回答说前天，具体几点想不起来了。

创伤不是短时间能治愈的，Coman告诉我，自己能做的就是倾听、安慰，让对方的情绪暂时平复下来。有人失去了4个朋友，他只能告诉对方，还有很多人在陪着他，再提供一些疏解情绪的办法。

义工、社工们每天都会接收到许多负面情绪，内部也会互相提供支持。“就是接收情绪垃圾，满了之后，再倒给另一个垃圾桶，互相倒垃圾。”Coman说。

12月3日，在广福邨平台，几位年轻人背对被烧毁的宏福苑楼房，唱诗歌。据说是牧师联合多个地区的教会，轮流来这里唱歌，为人们舒缓情绪。

在广福邨平台唱诗歌的人

一个男人在弹吉他，两个二三十岁的女人唱歌，“了解我嘅軟弱，我嘅主，我嘅拯救者。”她们由《我的拯救者》唱到《细水长流》，吸引了一二十人在面前的凉亭驻足。

声音

大火后，宏福苑社区中心被征用，祥满药行无意间成了新的社区中心。药行位于广福商场二楼，但由于楼宇遮挡，无法直接看到宏福苑。

起火那天，老板在电视上看新闻，才知道着火了。“喺呢度，一點聲音都冇聽到啊（在这里，一点声音都没听到啊）！”他无奈地摊手。阿Ben赶紧打电话给住在宏福苑的同学和熟人，还在屋子里的，就叫他们赶紧跑出来；在外面的，就不要回来了。

幸存的宏福苑居民、曾在宏福苑居住的人，陆续来药行，交换彼此近况。12月1日，穿着黑色毛衣的许太也来跟阿Ben报平安。

“人生幾咁脆弱啊（人生多么脆弱啊）！”许太感叹。

“人冇事就好啦。”阿Ben安慰道。

许太是宏福苑第一批入住的居民，至今已经42年。那时，房价只需要十几万港元，靠着先生做汽车维修工作，花了快20年才还清全部款项。本以为可以安度晚年了，结果一场大火烧掉了所有。

以前住在宏福苑的两位女性也回来探望，听说她们早前就搬走后，阿Ben忍不住感叹，“好彩啊（幸好）！”

“唔好話好彩啦（不要说幸好啦）！”

一位穿梅粉色外套的街坊看见许太的身影，迈着迟疑的步伐走过来，确认之后，立马抱住许太，打听她的状况。

穿梅粉色外套的街坊，给我看火灾当天的场景

没过多久，在广福商场一楼鱼汤店工作的小晴跑过来，一看到许太，就痛哭不已，“終於見到你喇（终于见到你啦）！”两人又紧紧抱住。

过去三四年，许太和先生几乎每天都去鱼汤店吃早餐。小晴说，他们算不上朋友，彼此的互动也仅限于在店里碰面问好，没有联系方式。但每天碰面的人突然消失，小晴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火灾后，小晴一直在确认熟客的下落，每天刷新闻，看到熟悉的面孔，才放下心来。上班时，也会时不时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这天是她要去帮朋友领物资，准备上扶梯时，惊喜般碰见许太。

几乎每个宏福苑居民在谈起这场火灾时，都会感叹“點會諗到咁大火（怎么会想到这么大火）”。最初大家都以为这只是一阵短暂的涟漪，生活很快会重归平静，然而事态的发展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火灾第二天，11月27日，为了避免火星被吹到附近的广礼楼，造成更多人员伤亡，警察挨家挨户敲门，要求居民在十分钟内收好行李，撤离到其它地方。

彭婆婆回忆当时的场景，“好驚（害怕）啊！” 她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么大的火，慌乱地往行李箱塞满衣服和日用品。

“定啲，唔好驚（冷静点，不要害怕）。”警察安慰她，还帮忙压住满当当的行李箱，拉上拉链。因为电梯停运，彭婆婆只能从14楼爬楼梯下来，她原本就膝盖疼，幸好警察帮她提行李箱。后来她想起来不知道水龙头有没有关，也是警察帮忙去确认。

“阿Sir好好啊！”跟街坊碰面时，她感叹道。

“唔好要食投訴嘅啊，呢度係香港（不好要被投诉的，这里是香港）。”

夜晚的广福休息处

距离火灾发生，已经过去了一周多，祥满药行冷清了不少。药行老板阿Ben从5岁就生活在大埔，到现在已经二、三十年了。店里做的是熟人生意，“遊客都係去旺角、銅鑼灣，唔會嚟呢度（游客都是去旺角、铜锣湾，不会来这里）”。大量居民搬走后，店里的生意少了一半，入不敷出。老板阿Ben正和周边的商铺联合起来，跟房东谈减租，“至少要減到一半”。

“如果减租不成功，怎么办？”我问道。

“......噉就只可以抵押樓，喺銀行攞錢喇（那就只能抵押房子，从银行拿钱了）。”他似乎没想过，或者不愿意去想这种可能性，愣了一会儿，说出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12月6日，我准备离开香港。临走前去了一趟宏福苑，一位中年女人在贴着悼念纸条的凉亭，为遇难者诵经祈福。献花区，除了花束外，还多了玩偶、食物，和印有要求彻查真相的白纸。旁边的铁柱贴着一块棕色纸板，上面写着悼念活动将会在7日晚23：59：59结束。

12月6日的献花区

穿过地下菜市场，路过“两送饭”档口。我想起访谈结束后，彭婆婆听说我下午两点还没吃饭，就带着我来到这里。她说冰室吃饭贵，在档口挑两样菜只要28港元。那天我和彭婆婆就坐在广礼楼的树荫下，她告诉我，她已经在这里住了42年。房子有320多英尺，一个月租金只要2100港元。

她一脸满足地问我，“呢度係咪好好啊？（这里是不是很好啊？）”

”你好鍾意呢度嗎？點解？（你很喜欢这里吗？为什么？）”在灾区采访，很难遇到这样的神情，我忍不住问。

“透過屋企嘅窗戶，可以睇到海邊，好靚啊！嗰邊有個海濱公園，你一定要去睇下（透过房子里的窗户，可以看到海边，风景好漂亮！那边有个海滨公园，你一定要去看下）。”

“有缘再见！”彭婆婆跟我挥手告别。

*依照受访者意愿，文中除Johannie、Gemma、Lalang、Ali外，均为化名。

*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作者———林屿
linyulucky@gmail.com

编辑——杜雯雯 于蒙 视觉——panda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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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抑、未经处理的痛苦不会消失，而是外化在我们的身体和行为上。

人有时会无法控制地伤害自己。我们常在新闻中看到，青少年把自己的手臂划满伤痕；有的人厌食，有的人暴食。孤立地看，这是一些极端行为，但实际上它们背后都有共同的精神因素。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工作30年的姜涛医生告诉我们，许多长期被压抑、未曾处理的痛苦，并不会自动消失，它们常常会外化在我们的行为上。

青少年划手腕会成瘾，是因为割伤后身体会释放“内啡肽”。这种天然止痛物质效果类似吗啡，对长期处于焦虑、压抑中的人来说，成了他们少数能获得“平静”的方式。更关键的是，这种平静会被大脑像记住毒瘾一样牢牢记下，把自伤误判为“解压成功”，从而产生依赖。

姜涛接诊过一对母女。女儿厌食，母亲却暴食，甚至把女儿的呕吐物加热吃掉。这种病态共生的背后，是母亲在竭力否认女儿的病情——她想通过不断替女儿进食、维持表面正常，来回避“我不是个好妈妈”的恐惧。

这些都是精神疾病。它们有来源，可以被诊断，部分也能够被治愈。但现实中，这些痛苦往往没有被科学对待。比疾病本身更让人无力的，是社会对精神痛苦的漠视。一个凌晨四点，姜涛刚抢救完两位自杀未遂的女孩，窗外清洁工已开始清扫街道。那一瞬间他深受震动：我们日复一日清理着街角的垃圾，却对内心那些正在腐烂的痛苦视而不见。

姜涛的工作，就是去识别和诊断这些“非凡”的痛苦。三十年间，他目睹了中国人精神图景的深刻变迁：日门诊量从寥寥无几增至三千余人；患者主体也从以精神分裂症为主，转变为近八成受情绪问题困扰——抑郁、焦虑、双相，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心理印记。

这是一个越来越痛苦的时代吗？为什么以前很少听说抑郁，如今却仿佛无处不在？

他的解释冷静而清晰。一方面，随着医学进步，我们近二十年才真正学会识别抑郁症——许多抑郁、双相患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会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

更深层的原因是，情感类疾病确实变多了。抑郁、焦虑在2010年后显著增长。姜涛认为，这源于时代巨变：二三十年前，生活节奏缓慢，收入差距小，价值观统一，那种个性被压抑，“自我”尚未觉醒的状态虽避免了精神危机，却是低档次的“健康”。

而今，创伤的来源多而分散。现实与期待的任何落差，都可能成为压垮一个人的应激源。在姜涛看来，当代人正陷入一种悖论式的困境：为应对生存焦虑，人们拼命工作，将压力与情绪深埋心底；然而，当奋斗终见成效，终于可以放松下来时，许多人却崩溃了。

“躯体化”是痛苦的另一种外化形式。心悸、头痛、肠胃紊乱等症状出现，去对应科室却查不出问题。实际上是心理承受已濒临极限，以致痛苦改头换面，让身体成为它的代言人。

与姜涛的对谈，让我想起一段关于“工作狂”的论述，它描摹的正是当下社会生活给我们的感觉：“我们重新喜欢工作，是因为经济生存变得更加困难，日常生活变得孤独和乏味。都市生活变得如此悲伤，以至于我们不妨将其出售以换取金钱。”

面对痛苦，我们能做什么？姜涛认为，首先要“看见”。这个词虽被说滥，做到却难。看见痛苦是一种需要培养的能力，也需要精神科学的知识作为根基。在接下来的对话中，我们探讨了当下最普遍的“症状”如何发生——孩子为何割手腕、成年人为何躯体化；治愈为何如此艰难，以及，希望究竟在何方。

以下根据姜涛的讲述与他即将出版的新书《安定此心 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整理而成：

痛苦的进化：一部30年疾病变迁史

1992年，我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那时的医院只有一栋灰扑扑的四层小楼，楼上三层，却塞了六百多名患者，大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当时的精神病学还很落后，许多疾病病因不明、治疗不成体系。大多数患者都被笼统地归为“精神分裂”，治疗方案单调，药物选择屈指可数。我们每天的医嘱大同小异，除了跟着上级医生开药，也没太多事可做。

但治法单调，人却不单调。如果说想参透人间百态就该去医院，那么想看尽人性奇观，就来精神科。

有一年，我们科收治了一位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的老大爷。换病号服时，他死死护着衣襟不松手。我们都以为是病人常见的抗拒。刚解开两颗扣子，哗啦一声，五六捆百元大钞砸到地上。等彻底脱下外衣，我们都愣住了——老人瘦得皮包骨头，但身上缠满了钱：腰上像系了条绿腰带，肋骨间也塞得鼓鼓囊囊，连大腿小腿都绑着现金。三十多万现金在他身上泛着幽幽绿光。

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要知道，在90年代初，这笔钱足以在北京买下一处四合院。

“都是我的！谁也甭想拿走！”老人激动地嘶吼。后来我们才搞清楚，他是怕子女侵占家产，才把毕生积蓄兑成现金，日夜贴身藏着。可医院有规定，我们只能把钱交给他子女保管。

还有一次，兄弟两人送一个小伙子来住院。那小伙子梳着小分头。我问谁住院，弟弟一个箭步上前，指着“小分头”就说：“他！”哥哥在旁边没吭声。“小分头”一听就急了，从一脸茫然瞬间惊慌失措：“不是我住院！我没病！”

在精神科，有些重症患者确实缺乏自知力，被家属哄骗来住院的情况很常见。看当时那架势，我们都以为“小分头”就是这种情况。我和护士交换了个眼神，冲上去架起他就往病房里带。他拼命挣扎，我们只能合力把他按在病床上，用约束带捆紧。

没想到闹了个乌龙。“小分头”其实只是个来帮忙的朋友。真正的病人是那个弟弟——他一直躲在哥哥身后，反而先指认了别人。我们反应过来，拔腿就追，前后出动五个男医护才把弟弟按住。等把他拖上楼安顿好，才想起病床上还绑着一个无辜的。赶紧回去松绑，一个劲儿地道歉。

没有人乐意住院。那个弟弟后来总嚷嚷着是我们困住了他，想尽一切办法逃离。我心想：我比你还想离开呢。

工作的头一年，我从未停止向各大医院投简历。其实从踏进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想逃离。那时别说普通人对精神科敬而远之，就连同行看我们也带着异样眼光。一次全市医院大会上，一点名问“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全场哄堂大笑——谁都明白，“安定医院”几乎成了“疯子”的代名词。

更让我迷茫的，是看不到工作的意义。还记得第一天报到时，一位四十出头的患者被两人搀扶着，颤抖着挪过十几米的走廊。他神情呆滞，形如老朽，出院单上却写着“痊愈”。我后来知道，是药物在压制症状的同时，也吞噬了他的活力。这一幕让二十出头的我如遭重击：如果治疗的终点是这样，那我们究竟在做什么？

我每天晃荡着混日子，直到第四年遇到吴莉。

她是一名大学生，因出现幻听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入院。用药后她不再尖叫，但眼中的光却也熄灭了。我没有放弃和她聊天。有一次，她清晰地说：“我知道声音从哪来——我得意时它煽风点火，沮丧时它落井下石。” 我心头一震——她的描述里，藏着清晰的逻辑，这不像典型的精神分裂症。

另一天，提到她风雨无阻来探视的母亲，吴莉忽然哭了：“我就是个累赘......他们连肉都舍不得吃。” 我再次惊讶：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情感淡漠，而她的愧疚与心疼如此鲜活。

我仔细回顾她的病程：情绪大起大落，思维却始终连贯。我约谈了她的父母，了解到这个下岗工人家庭的不易，以及吴莉为了减轻负担拼命兼职、最终被压垮的经历。她母亲提到，吴莉寒假时抑郁不语，暑假却亢奋得半夜擦玻璃——情绪在两个极端间剧烈摇摆，这正是双相障碍的典型轨迹。

我判断是双相障碍伴精神病性症状，便向上级医生提出调整方案。他劝我别太较真，说全国的病历十有八九都写“精神分裂”，在连脑部CT都稀缺的年代，推翻诊断要冒很大风险。

但我总觉得不能就这么放弃。那段时间我反复找他沟通，说如果继续按分裂症治，吴莉可能永远走不出这个循环。磨了一周，他终于松口，同意小剂量试用抗抑郁药。

调整用药后，吴莉开始慢慢变化。从主动接过药片，到望着窗外的樱花出神。第十二天傍晚，她踮着脚为绿萝浇水，动作轻柔。恢复之好，连我都暗自惊叹。随着情绪改善，她的幻听、妄想也跟着消失了，很快就达到出院标准。

那时我在精神科已四年半，但直到那天，才第一次真正认真打量这份工作。吴莉的康复让我明白：精神疾病的症状看似大同小异，实则暗藏乾坤。这里没有明确的病灶影像，唯有从患者的只言片语中捕捉病理的密码。医生不能只盯着症状和药片，必须看见药物背后的整个人，听懂他们未说出口的挣扎。

与其说是我救了她，不如说是她救了我，拯救了我的职业生涯。

而时代也在悄然转变。2002年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上了新台阶，同时，“抑郁”的时代来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在物质之外，开始追求情感的价值。精神疾病不仅总数增多，谱系也愈发宽广。特别是2010年后，双相障碍、焦虑症、强迫症和青少年情绪问题大量涌现。我们医院日门诊量达到三千多人，其中八成，都是被情绪困住的人。

当孩子的痛苦来自父母

在抑郁症门诊，我越来越多地见到十几岁、甚至几岁的孩子。低龄化已成为不容忽视的趋势。这些孩子会说“心里烦躁”“感觉麻木”，有的甚至出现自伤行为。

很多孩子都像活在“罩子”里。医院大厅里常见这样的场景：一个男孩在自助机前取号，母亲紧挨着他。短短一分钟里，他每个动作都会引来一句指令：

“把卡插进去。”

“挂号条拿好。”

“卡收起来。”

“你折它干吗啊？”——男孩只是把挂号条对折了一下。

“书包拉链要拉到头。”

“帽子歪了，正一正。”

“走路别驼背！”

男孩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甚至没抬过头。他就像身处全透明的玻璃罩里，被实时监控着，一举一动都被精确指导。

许多孩子身上都有被过度控制的痕迹。一位14岁女孩就诊时坐得笔直却异常僵硬——她母亲要求必须“坐有坐相”。她手腕上有三道划痕，平行等距，像用尺子量过，仿佛连伤害自己都必须遵守某种规范。

这些孩子背后，往往是“直升机父母”（由西方学者提出的术语，比喻家长对子女高频次的监控行为）24小时在头顶盘旋，时刻准备俯冲纠错：系鞋带要管，喝水要提醒，连呼吸节奏都想调整。无时无刻的“纠错”，别说孩子了，我在旁边听着都喘不过气。家长不明白，当每个微小选择都被干涉，每个自然举动都被“矫正”，孩子感受到的不仅是挫败，更是对自我的否定——“我的感受不重要，我的存在只是个错误”。

这种持续的自我否定会侵蚀心理防线，最终可能发展为抑郁症。这不是简单的情绪低落，而是大脑神经递质在长期压力下的功能失调。

面对青少年患者，父母的一句话往往就暴露了家庭氛围。当一位父亲脱口而出：“我年轻时什么苦没吃过？你为什么就不行？”——通常，这意味着一个强势的家庭环境。

我会直接问孩子：“家里气氛温暖吗？周末全家会一起看电影吗？”几句话，亲情的浓度就能感知。对于抗拒问诊的孩子，不能站在父母一边说教，而要告诉他：“不上学就不上学，想想能干点别的？喜欢打游戏，能不能成为游戏精英？或者去当兵、学厨艺？”一旦感到被倾听，他们通常愿意开口。

最初，我常控制不住情绪。曾有个抑郁的14岁女孩，不说话、不睡觉，也上不了学。她说最近受了刺激——考了一次第二，没考第一。母亲在旁边立刻接话：“我就想跟你一块去死啊。”我当时就要求母亲离开诊室：“你出去，我不希望你在边上打扰这孩子。”

后来了解到，母女来自山西一个小县城，母亲就是女儿中学的老师。她一心想让女儿出人头地，逃离那个穷山村。她的心态可以理解，只是方式错了。

再后来，我见过太多焦虑的父母。有的不仅纠正孩子，还会在就诊时不停归置我的笔和病例。我也见过许多痛苦的父母，第一次带孩子来时还年轻、漂亮；看过几次，头发都白了，像老了十几岁。

父母们也有一肚子“不得已”：凌晨三点还在回复的工作群、学区房的贷款、家长群里突然弹出的“某同学被保送”公告......与其说他们在压迫孩子，不如说整个家庭被困在同一间密室里——孩子被成绩捆住手脚，父母被焦虑锁住咽喉。

我曾接诊过一对母女，她们是被同一辆救护车送来的。16岁的女儿因厌食导致重度营养不良，送医时几乎心搏骤停，在ICU抢救了十多天才脱险。母亲则因暴食引发急性胰腺炎。问诊得知，女儿为了减肥拒绝进食，却要求母亲替她吃——通过控制母亲的饮食来满足自己被压抑的欲望。这位母亲为了“帮”女儿，送医前一口气吃了六个猪蹄，甚至会把女儿吐出的食物重新加热吃掉。

在门诊见到这位母亲时，她语速急促，双手不停挥动，整个人异常亢奋。急性胰腺炎通常伴随着剧痛，她却笑着说感觉不到疼痛，坚称住在ICU的女儿“没病”。“女儿让我吃多少就吃多少，六个猪蹄算啥！我还能再吃十个！”

女孩的父亲告诉我，妻子最近特别兴奋，夜不能寐地忙着做家务；而两个多月前，她完全是另一副模样——整日蓬头垢面，不想洗漱，总说浑身无力。从这些表现看，这位母亲经历了从抑郁到躁狂的转变，正是双相情感障碍的典型症状。

会诊后，我为母女制定了治疗方案。两个月后复诊时，母亲说两人都有好转：女儿开始正常进食，她也不再替女儿吃东西了。她指着自己的头说：“大夫，其实我知道自己有病......可要是不这么折腾，我怕一停下来......就会看见女儿真的要死了。”

她说，那次吃猪蹄疼得打滚时，她还在想：如果能替女儿吃完所有她想吃的东西，女儿是不是就能回到从前的样子。我忽然明白，这对母女形成了一种病态的共生关系——一个通过厌食寻求掌控，另一个借助躁狂逃避现实。

她们“病”的背后，都是社会规训的痕迹。在这个崇尚瘦削的环境里，女儿将体重视为唯一能自主掌控的领域。当世界告诉她“你不行”时，她用自残式的自律来证明“我能行”。而母亲则被扭曲的母职期待所绑架，不敢正视女儿的病态，只能用狂躁的积极来掩饰内心的绝望。

如今，我深深理解父母的不易，也体会孩子的痛苦，但不会偏向任何一方。我通常会让双方坐下来平静沟通：各自有什么期待，能否找到平衡点。比如，孩子可以先回学校，哪怕考零分、不写作业也没关系，这是第一步。通常双方都愿意妥协。

当然，达成共识不等于立竿见影。孩子可能上学两天就又回来了，需要反复尝试。精神问题的康复不像躯体疾病，没有确切的化验指标，变数很大。常常是上学刚有起色，老师一句无心的话就可能让一切回到原点。

很少有父母双方都拒绝改变的。通常母亲会先接受建议。如果父亲固守家长权威，我会建议母亲带孩子暂时搬出去住，或让父亲离开一段时间。在我的患者中，不少家庭采取了这种方式。通常分开生活一两个月，孩子的状态就会改善——压力减轻，冲动和暴躁行为减少。但重新同居后，问题往往又会重现。

我有一位患者，他的父母已分居五六年，至今无法重新共同生活。那位父亲独自住在公司，是位相当成功的人士。虽然长期这样生活令人痛苦，他依然不愿作出任何改变。

孩子的呼救：为什么划手腕会成瘾

那位被要求“坐有坐相”的女孩，曾向我描述第一次自伤的经过。

她说那时总觉得“喘不过气”：从清晨六点被叫醒，到晚上九点回家后的额外习题，一天中只有洗澡的十五分钟属于自己。 有一次，她在浴室里多待了五分钟。门外传来母亲持续的敲门声，说再不出来就马上断电。她缩在角落，看见浴缸底下有块瓷砖边缘锋利。

“划下去，血流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轻松很多......”她的眼泪掉了下来，“我觉得自己很变态......医生，我是不是疯了?”

二十多年来，几乎每个来就诊的孩子都会这样问。我告诉她：“当然不是。你只是生病了。”

儿童和青少年抑郁与成人不同。成人往往萎靡不振，孩子却更像一座随时喷发的小火山，暴躁易怒。表面看像是青春期叛逆，本质却截然不同——叛逆的孩子把怒火发向世界，抑郁的孩子将矛头对准自己。

这种用利器划手臂的行为（非自杀性自伤），不是求死，而是一种扭曲的“自救”。当情绪洪水涌来，疼痛成了他们能抓住的浮木。

很多家长问：孩子不怕痛吗？

事实恰恰相反。长期压力让大脑的“压力开关”（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卡死在开启状态，痛觉调节系统因此失灵。同时，负责理性的前额叶皮质对情绪中枢的管控能力下降，就像方向盘失灵的汽车。当刀片划下，身体会紧急释放天然止痛物质β-内啡肽，效果堪比一针吗啡。这就是女孩感到“轻松”的原因——大脑暂时屏蔽了痛觉。

可这种“止痛”如同在伤口上撒糖。片刻的安宁后，是加倍的羞耻感，陷入“情绪崩溃→自伤解脱→感到羞耻→更讨厌自己→再次崩溃”的恶性循环。

更危险的是，每次自伤后的短暂平静，会被大脑像记忆毒瘾一样牢牢记住。多巴胺奖赏通路被错误编程，将自伤误判成“解压成功”，从而产生依赖。有个孩子曾对我说：“就像明知前面是悬崖，可我已经刹不住车了。”

当身体对痛觉越来越麻木，需要更深的伤口才能获得缓解时，“自伤”与“自杀”的界限便开始模糊。

每一道自伤的痕迹，都是孩子在用身体呐喊：“救救我，我快撑不住了。”

打破这个循环，必须从源头介入：通过环境调整与必要的药物支持，帮助孩子迅速脱离应激状态——这是终止自我伤害最关键的第一步。

成年人的呐喊：躯体化

如果说青少年常将无形的痛苦化为有形的自伤，那么许多陷入同样情绪漩涡的成年人，则因其成熟，较少显性自伤，更多的是将痛苦内化成躯体化，固执地在身体上寻找源头。

在怀柔巡诊时，我遇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娘。她主诉心慌、胸闷、浑身疼痛，所有检查结果却一切正常。越是查不出问题，她越是绝望。这是典型的躯体化抑郁——当心理承受濒临极限，痛苦便改头换面，让身体成为它的代言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心内科轮转时，科室总会预留几张病床给特殊的“心脏病”患者。他们被担架抬来时面色惨白，心跳紊乱，症状与心梗无异，但所有检查指标却正常得令人困惑。我的带教老师称之为“心脏神经症”。那个年代，几乎每个科室都有一批这样“查无实据”的病人。直到近一二十年，综合医院的医生们才逐渐认识到，这些散布各科的“疑难杂症”，根源或许相通。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如今按摩店里挤满了抱怨颈肩酸痛的年轻人。他们远未到患颈椎病的年龄，影像学检查显示的问题，并不足以解释如此强烈的痛苦。他们的病根或许不在骨骼，而在情绪。

【常见的躯体化症状表现】

- 心脏系统：心慌、心悸、胸闷、胸痛、心动过速、心跳不规则。

- 消化系统：腹胀、恶心、腹痛、反酸、消化不良、食欲减退。

- 感知障碍：四肢无力、冰冷，虚弱多汗，后背发热，身体有刺痛。

- 呼吸系统：胸闷胸痛，突然感到呼吸困难，上不来气。

- 泌尿系统：尿频、尿急、尿不出来，女性会出现阴道不舒适等状态。

- 肌肉症状：浑身肌肉酸疼、手抖。

- 骨骼状况：坐不稳、站不住、行走困难。

识别躯体化必须慎之又慎。临床医生的思维定式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必须逐一排除器质性病变。我曾接诊一个被初步判断为躯体化的医学生，一年后却确诊胃癌。这样的案例虽万中无一，却警示我们绝不能跳过严谨的鉴别流程。

那么，何时应警惕躯体化的可能？关键在于：患者陈述的症状严重程度，与所有客观检查结果之间，存在着难以解释的矛盾。

此时，我们需要询问他的生活：最近遇到了什么压力？这压力持续了多久？

病因未必是当下压力，也很可能是过往创伤。许多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在放松下来后反而百病缠身，其根源常是创业时期积压的屈辱与焦虑——情绪从未消失，只是被压抑，在卸下盔甲时以躯体的形式卷土重来。

治疗需要双管齐下。适当的抗焦虑药物能有效缓解躯体不适，调节大脑中负责情绪和躯体感知的神经递质。同时必须配合规律作息、坚持锻炼，为神经系统创造恢复环境。

更重要的是学会不压抑情绪。 一个人是否会走向躯体化，与他的心理防御机制密切相关。 当遭遇难以承受的压力，这种机制会将痛苦压抑进潜意识，这本是一种保护，让我们能暂时维持正常生活。但压抑从不意味着消失。那些被深埋的情绪，若始终找不到出口，最终便会通过身体这个最原始的通道释放出来。

有时，一个人忍耐的能力越强，日后躯体的抗议反而可能越沉重。你可以喊几声，也可以大哭一场。每一次的忍耐，看似“没事了”，实则都可能为未来的躯体化埋下种子。

与“声音”共存：治愈的另一种可能

精神疾病往往需要长期服药。出院从来不是终点；对多数患者而言，这只是另一段艰难旅程的开始——疾病反复发作， 患者反复入院，像一个无解的循环。

我曾接诊一位61岁的女士，就是这种循环的真实写照。收她住院时，翻看病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双相情感障碍，第46次住院。

当然，治愈的案例确实存在。抑郁或双相若经彻底治疗，并坚持完成疗程，可能终生不再复发。但前提是必须遵医嘱服药。

光是坚持吃药，就难住了许多人。有研究对“最难遵守的医嘱”排序，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的治疗分列第二和第五，甚至超过了高血压和糖尿病。

年轻时，我无法理解这种不依从。遇到不肯吃药的病人，我会直接警告：“不吃就好不了。”后来得知，一位同行为了体会病人的感受，给自己注射了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针剂。他说，打完才知道多难受，从此对病人多了理解。

我也试吃过帕罗西汀、西太普兰这些抗抑郁药。百忧解让人恶心，西太普兰导致心慌，帕罗西汀则引起暴食和晕眩。亲身体验后，我才能更确信地告诉病人：“这些反应正常，可以试试。”

我的策略因此改变。现在遇到抗拒的病人，我会商量：“不吃就不吃，咱们慢慢来。先开点最温和的试试？”治疗依从性无法靠命令，它需要坚实的“治疗联盟”。当然，对出现自杀行为的抑郁症或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则必须用药。

也有患者自己找到了应对症状的方式。我曾接诊三位幻听患者：一位是中学教师，因为升学压力出现幻听，治疗后声音仍在。但他学会了把声音当作课堂上捣乱的学生，“不能硬碰硬，得学会冷处理”。

另一位是因网暴产生幻听的新媒体编辑，他把幻听形容为“恶意弹窗”，开发了一套心理“防火墙”：每当听到骂声，就默念“404 Not Found”。

还有一位曾是留守儿童的病人，总听到一个声音以关心的名义指挥她行动——这是指令性幻听。住院三周后，她告诉我已学会讨价还价：“它让我擦三遍桌子，我偏只擦两遍，总要留个角气气它。”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意识到，彻底消除症状往往不现实，更重要的是学会共存。这三位患者的“冷处理”、“防火墙”、“讨价还价”，看似古怪，实则是他们在重新校准现实与幻想的边界。

治愈的另一重难题，是医疗系统本身的局限。且不说过去因认知有限造成的“医源性损害”（误诊、过度医疗造成的伤害），即便在今天，资源不均仍是巨大挑战。门诊平均15到20分钟要看一个病人，对有十年以上经验的医生，这个时间足够作出诊断。但一位在北上广能得到精准诊疗的患者，在资源匮乏地区，可能因医生经验有限而被误诊或过度用药。

我早期工作时，三个医生管五十多个病人。那时病人一住就是三个月，制度更有弹性，我们有大量时间深入交流。如今，医患比已显著优化——七八十位病人对应二十多名医生。但人手的增加并未带来更充分的沟通。年轻医生们的时间被病历文书、医嘱处理、考核与科研填满。他们总在忙，但真正能留给病人的时间，反而少得可怜。

心理支持资源同样稀缺。我们医院兼具精神科与心理治疗资质的医生只有个位数。院内心理治疗收费40分钟800元，且需长期投入。这并非中国特有。在精神卫生体系更成熟的国家，虽然社区工作者和心理治疗师更多，但专业治疗同样昂贵，普通家庭难以承担。

不过，切实的变化正在发生。随着“情绪时代”的到来，抑郁症、焦虑症、青少年心理问题带来的社会负担远超许多躯体疾病，精神科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日益凸显。从前我们医院招一名博士还很困难；最近十年，新入职的几乎全是博士。这个曾经冷门的赛道，正迎来更多专业的同行者。

作为医生，我同样有自己的挣扎。门诊高强度工作后，我会出现强迫症状——看见墙上的字必须念出来。我知道吃药能缓解，但始终不愿服用。医不自医，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与症状共存：适当放松，坚持运动。

说到底，在这个情绪奔涌的时代，正常与异常的边界早已模糊。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各式各样的“声音”里——那些关于“三十而立”“财务自由”的社会期望，那些被包装成“上进”与“自律”的集体叙事，何尝不是一种无形的集体幻听？它们与病理性的幻听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将外部信号内化为强制性指令，只不过一个被定义为疾病，另一个却被默认为“正常”。

也许真正的清醒，不是去消灭所有声音，而是学会在嘈杂中依然听见自己，与那些无法摆脱的声音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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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新故事。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孩子，给你多少钱，你会愿意生二胎？五十万？一百万？那三胎呢？又是多少钱？

中部某省M市给出的金额是：二胎96300元，三胎165100元。

这些生育奖励并不都是现金（尽管当地政府在宣传中常计算奖励总额）。钱将通过两种形式来到你手中。一种是流通货币：二胎、三胎的育儿补助、一次性奖励金等费用总计36300元、45100元；另一种是房券：二胎、三胎分别可以得到价值六万元、十二万元的房券一张。房券占据奖励总金额的62%、73%。

关于奖励的效果，M市有一份答案：2024年，这项生育鼓励的政策落地，该市新生人口较上年增长17%，八年来首次由降转增。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篇文章被同步挂在政府信息网上。

在正常情况下，肉身是个人意志的载体，生育尤其如此——它只能由个人主动发起，由母体独自孕育，并最终娩出新生儿。这一过程无法被任何人替代，也无法被外力介入、更改。M市卫健委负责该项工作的领导显然理解这一点，他曾对媒体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生育鼓励工作之难，正难在任何政策都无法违背当事人意愿，往女性的子宫里塞入一个孩子。2021年放开三孩之后，全国不同地区都曾有过一些尝试。攀枝花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生育二孩、三孩家庭，每月500元补贴，共发放三年），但新生人口数据并无明显变化，此后几年，有其他城市做出尝试，也收效甚微。M市不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但却是成绩最亮眼的一个。

外部的政策真的可以影响个人选择吗？成功的为什么是M市？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到M市小坝镇的三桥村，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中国村庄，全村共有445户人家，一半人口已经外流，村子并无支柱产业。我们试图从这样一个村庄的执行中理解，政策如何打动人们。

但最后，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这里没有新故事。村干部在上级考核下想尽办法完成任务。村民们则大多表现得事不关己，如常生活。至于那些真的生下了孩子的女人们，她们的重要有别样的体现方式：从怀孕起，她们的各项私密数据被询问、登记：末次月经时间、预产期、出院日期、孩子吃母乳还是奶粉。而当一个女性想要打掉肚子里孩子，那就是她最受到重视的时刻。

两个正面典型

三桥村的苏芳一家很忙。2024年12月，她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为此苏芳和丈夫得到了8100元一次性生育鼓励金、每月育儿补贴一千元、价值12万元的购房券，还迎来了领导的慰问，媒体的采访。这一年，三桥村诞生了6个新生儿，其中有两个是三胎，苏芳的孩子是其中之一。

奖励和关注给苏芳一家带来新的烦恼。暑假期间，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领着十几个人蜂拥而来，有记者也有领导。第一次，一众人都空着手来。第二次，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问丈夫李亮：“是不是空着手你不欢迎我们？”隔几天送来东西。回答问题时，苏芳按街道办工作人员说的，“问什么就答什么”。记者问她，三胎补助多少？有没有拿到？什么时候拿到？拿到高不高兴？高兴，苏芳回答。她心里知道，“发表这文章，主要目的就是（宣传）政策。”

后来她在今日头条刷到过那篇写自己的文章，记者写错了村子的名字，也写错了苏芳的孩子是几胎。这样的队伍苏芳接待过两次，之后再有媒体找来，她一概拒绝。

孩子的爸爸李亮则纠结于房券是不是真的有用。他去不同售楼部问过楼盘价格，想用房券买来房子后再过户给其他人。销售无一例外先问他是否持有房券，李亮因此怀疑销售根据房券金额虚报高价。他还试图把房券转让出去，给这张价值十二万的房券打了折，定价几万块，但无人问津。李亮和村委会的人聊天，抱怨“我始终怀疑这（房券）是假的。”

实际上，苏芳生下三胎和奖励政策并无关系。她意外怀了孕，不想要，但李亮想要，“我们天天为这个孩子吵架”。他们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李亮一家都想要一个儿子。知道苏芳怀了三胎的人大多劝她去检查孩子的性别，她也考虑过，如果是女儿就拿掉，是男孩儿就留下来。但她没有这样做：现在赚钱这么难，（孩子）总是要拿掉的，何必再花钱？她一直犹豫到孕中期，李亮变得很规矩，每天在家做饭。她不再想打胎了。苏芳问过李亮：如果还是女孩儿怎么办？李亮长叹一声：那就是我的命。

三桥村不远处的南洼村，还有另一个生孩子的正面典型——带头生二胎的村支书孙浩。

媒体报道中说，“他多次做妻子工作，宣传家乡建设成效和未来良好发展前景，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后顾之忧。”

2024年，根据公开报道，整个M市新生人口1049个，同比增长17%。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1049个新生儿中，三桥村贡献了6个，南洼村贡献了2个。

在南洼村的村委会，我见到孙浩。他接受采访的经验比苏芳更丰富一些：从小孩出生两个月起至今，共有四次。每次问的问题都差不多，他感到疲倦，以至于我见到他时，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说：忘记了。

孙浩的妻子怀二胎也是个意外。那时，她刚辞职，打算换一份新工作。妻子问孙浩，要不要把孩子打掉？他不置可否，也不觉得紧张，“打掉了就打掉了”。

当地媒体来问他：决定生孩子的当时是什么想法？生完孩子之后怎么样？孙浩含混地回答：没什么想法，生孩子……我没得想法。

我问他，“但新闻写，你就是为了政策带头小孩？“

“它说是，那就是了。”

我没能见到孙浩的妻子，无从得知她当时经历了什么。她对“媒体采访”更加不耐，听说我“想聊两句生育鼓励的事情”，在电话里干脆地回应：没时间。

两个妇女主任

蓉姐是三桥村的妇女主任。鼓励生育的政策是2024年春耕时节传达下来的。三月底四月初，镇卫健办通知各个村的妇女主任们开会，蓉姐学完会议精神，领着海报、横幅和任务回到村里，再把这些“物料”张贴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外墙上、村公告栏里、十字路口旁，以及部分村民的家门口。

这些海报上都画着类似的场景：一对父母，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个女孩儿，第二个孩子看不出性别，最小的男孩儿在父亲怀里，留着和爸爸一样的小平头。一家人在舞狮，红艳艳的，在他们的头顶上，写着六个金色大字：“人多多，福多多。”画面风格像是AI生成的。

妇女主任是生育鼓励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苏芳的三胎就是由蓉姐发现、上报的，整个孕期，蓉姐按月提醒苏芳做产检。2024年12月，苏芳剖腹产生下一个男孩。

三桥村是个中等规模的村庄，全村445户人家，近一半已经外流。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孕妇并不容易。蓉姐的工作诀窍在于观察力、记忆力、人脉，以及绝不争先、只求保底的工作态度。

一次，远远瞥到某一户人空置在村中的房子办喜宴，没有被邀请的蓉姐第一反应是“今年结婚，明年大概率会生孩子”，从而四处打听其电话号码。见某家的老太太突然不在村中，蓉姐便与老爷爷闲聊一句：“婆婆上哪了？”

“照顾孩子去了。”

“生二胎啊？”

“有想法，总不过看他们（孩子）吧。”

蓉姐记下了，之后与相熟的人打听：他屋头有孩子没有？没有把握之前，她不会给当事人直接打电话。

此外，消息也靠口口相传。蓉姐有个姑姑，六十多岁，与她同住在三桥村。接到这项工作后，蓉姐悄悄叮嘱姑姑：“关注好外头的新闻啊，要是哪屋里有啊，就跟我说。”姑姑也不负所托，她带来六队一户人家的好消息。现在，别人家的好消息也成了蓉姐的好消息。

妇女主任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宣传政策，但蓉姐并不擅长游说。她通常拿着宣传册照本宣科，再委婉打听两句对方是否有生育意愿，倘若对方表现出摇摆心态，她便多说几句：有补贴总比没有强，想生就趁着有政策的时候赶紧生。谈到生育鼓励这项工作，她最常说：那别人不生你还能逼着人家？

同为妇女主任，蓉姐佩服隔壁陈庄村的敏姐。陈庄村是2025年镇上新生儿增加人数最多的村子——14个，超额完成任务（原本的考核指标是11个）。因为出彩的工作成果，敏姐接受过领导表扬，还曾向大家分享工作经验。

敏姐爱笑，待人热络。通常午饭或者晚饭后，外出的村民们都已归家，正吃饱喝足溜达消食，敏姐便拿上一沓宣传册，也转悠出去，遇上熟人就招呼：国家现在有鼓励生育的政策了，生孩子有奖励！

很快有好奇的村民凑上来打听：搞么子？

xx，快让你家媳妇生孩子！敏姐抽一张宣传册递给对方，半开玩笑地说道。遇上家里只有一胎的适龄对象，便委婉打听两句：你们家也只有一个小孩，有没有考虑哈？

敏姐劝说对方的主要技巧如下——

如果长辈很希望再添孙子，但年轻一代对生孩子不置可否，就从长辈入手：现在让他们生孩子，你还能帮他们带得动，政策也不是一直都有的。

如果年轻一辈有意生育，但对孩子的看护、抚养能力有顾虑，敏姐就多鼓励：不要看当下，要看以后，有了孩子你们也有努力的动力。她用自己举例子，两个孩子相差十五岁，生二胎时公婆年事已高，不仅帮不上忙，反而还需要她来照顾，但如今儿子走了，自己还有小女儿陪在身边。对老年人则强调多子多福，小家庭在困难的时候，长辈资源应该适当倾斜。

对女性，话术更是五花八门：生二胎对女性身体好，可以防止乳腺、子宫疾病；对孩子个性好，独生子女更容易个性跋扈、自私。

“独生子女容易个性跋扈”的论调，我在不同村干部口中都曾听说。后来我得知，这个“论据”来自各种培训大会。

2024年政策落地以来，培训会常常召开。有时是镇里，有时是市里，有时是卫健系统培训，有时是医院专家来开讲座。怀孕对妇女身体好、对孩子个性好的论调，就来自其中一场。而这场培训具体是谁在什么时候举办的，敏姐已经记不清，左右是“专家在讲”。

不仅如此，培训会还向落实工作的村干部们解读政策。敏姐记得培训会上提到的一组数据：2023年，本市新生儿只有六千人，死亡人口却达到了一万二，照此情况发展下去，M市很快就会成为一座空城。

根据研究，人口降低确实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2015年，经济学家周天勇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发现二者是两条走向一致的曲线，但前者错后后者二十年。这就意味着，二十年前人口增、降，决定二十年后经济增长或者萧条，两者呈正相关。而一旦一座城市成为一座空城，由人所创造的“社会文化”“经济形势”，都失去了讨论意义。

显然，敏姐从专家“空城”的描述中理解了工作的紧迫性。但听起来，她的方法并无特别之处。我问蓉姐为什么陈庄村生育数据好，她分析说，“她结交能力蛮强。再加上她打牌……工作能力也强。”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决定性因素，便随口猜测：“她们那个村人多吗？”

不想蓉姐竟然真的点点头：“嗯。她们那个村是合并村，原来是两个（村）。”

全镇各村排名中，除了陈庄村，有另一个村成绩也相当耀眼，但蓉姐并不佩服那个村妇女主任，甚至有点讨厌她。蓉姐说，那人会在群里向领导邀功，说自己“电话都打爆了，打停机了。”领导布置工作，要求五天完成，她两天便汇报。蓉姐讨厌这种积极。

蓉姐的指标

今年三月的某一天，蓉姐突然收到镇卫健办领导的微信消息——有人在市医院检出了三胎。消息包含着孕妇末次月经时间、头两胎生育情况等信息，末尾缀着领导的指示：给这位妇女做工作，动员她把三孩生下来。

从执行生育鼓励政策开始，孕妇就是完成每年生育指标的决定性要素，而一个孕妇最重要的时刻，无疑是她决定打掉孩子的时候。

蓉姐对这户人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住在三队附近，家里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她想着，现在生两个男孩好大压力，怎么还可能生三胎？她回复一个“收到”，将事情放了两天。第三天，蓉姐托会计帮忙打听。会计打去电话：听说你屋头那个又怀了？对面答：有是有的，不过已经拿掉了。会计听罢，回应一句：现在有鼓励生育了，你生了有补贴了！

电话那头声音大了起来：奖好多钱呐？是奖一千万呐？奖五百万我都不生！紧接着，电话挂断了。

电话挂断第二天，镇领导发来消息询问三胎的情况，蓉姐如实相告。没有任何回复。领导的不满持续到了下一次开会：有些村里，明明三胎已经怀孕了，又不珍惜。要是你们多努把力，多做份工作，说不定人家把它生下来呢？

没有点名，蓉姐就坐在全镇二十多个妇女主任中间默默地听，蓉姐把领导的态度理解为对三胎典型的热情。她觉得领导“奇葩无聊”。此后又有几个村子陆续出现打掉三胎的情况，镇领导亲自登门去劝。当然对最终结果毫无影响。怎么可能？蓉姐理解那些女人，换做是自己，她也不会生。

蓉姐有两个孩子。2011年，她生下二胎，是一个小女孩儿。当地有句俗谚，“孩子是带着口粮来的”，意指孩子自己带着福气和饭碗，一定可以养活。但这个孩子带来的是一万元的罚款。交了钱，她才能上户口。蓉姐家凑了七千块钱，托人说情，希望计生单位通融，没谈成。七个月后，为了躲避频频上门催收的人，她离开村子投奔外地工作的丈夫。又过几个月，蓉姐一家被起诉到法院，罚款金额从一万变成两万多。此后，她彻底断绝了交罚款的念头。辗转几年后，蓉姐最终留在村里照顾孩子。

我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过去几乎都曾在外打工或做生意，最后为了照顾孩子，就近找了“妇女主任”这份工作。

蓉姐的二胎成了黑户，好在她从小身体健壮，不大有需要身份证号码的时候，三岁后上私立幼儿园，也规避了没有户口本的问题。直到2015年底政策放开，小女儿终于不需要交钱也可以上户口。

如今，孩子已经上了初中。每天早上，蓉姐五点多起床，帮孩子准备早饭，把孩子送到学校；晚自习后再将孩子接回。在第一节课与晚自习之间，她和发小一起吃早餐，去市场买菜，或者工作。除此以外，她大多待在家里。

2024年，蓉姐的工作任务没完成。尽管当地卫健委相关领导在公开采访中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但实际执行过程中，这项工作仍有考核指标。2024年隐形的指标是，各村新生儿数量不得低于上年。六月底，这一年的摸排结果出来，三桥村只会有6个新生儿，比2023年还少了2个。（孕妇怀胎十月，下半年怀孕的人无法在年内生产，也就无法计入当年的数据。除非运气好，有人在外地早已怀孕或者生孩子。）

这一年的七八月份，是蓉姐最焦虑的时候。镇里的计生会上，领导点名批评未达标的村子：看看你们去年生了几个、今年生了几个，是不是宣传还不到位？有没有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是不是还有没摸排出来的数据？自从政策落地以来，计生会经常召开。这项会议没有其他议程，只讲数据。各村妇女主任人手一张单子，23年、24年新生儿数据列成两排摆在上头。领导挨个村点评。

蓉姐感觉丢脸，就像“一个学生天天被老师点名”。可是又能怎么办？蓉姐无奈，也觉得委屈：“生不生又不是我能控制的。去年生孩子的人多些，今年村里能生孩子的人自然变少。”

2025年，蓉姐的运气变好，新生儿指标虽较去年增加一个，却早早完成了。稍有不确定的是，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早已将户口迁出本村，孩子也跟着落户外省。

按照政策规定，只有新生儿落户本市的家庭，才能算作本市新生人口，领取生育补贴。但在去年，有村子上报过落户本省其他市的小孩，也算了数。村干部对此有种普遍的解释：“根儿是我们村的”，因此可以算成本村工作数据。

实际上，村干部的数据是否有效，由镇里决定。所谓的“根”，是村里完成指标的弹性空间——假如一个村民落户其他城市，但同意妇女主任在本村给新生儿建卡，那么本村指标便又完成一个，也即本镇生育指标又完成一个。区别只在于，这户人家无法领取本市生育补贴。

但落户外省的情况此前并未出现。蓉姐请示镇里领导：这种新生儿落户外省的情况能不能算？领导回：先报上来吧。她按领导的意见上报了。镇里最终会不会算这个孩子，蓉姐不知道。

敏姐的数据

有一天，我和敏姐一起待在她的办公室里，听到她和一个产妇打电话。她询问产妇术后恢复情况：“现在是母乳喂养还是混合的呢？”

“吃奶粉，全部奶粉。”

“全部奶粉？”敏姐重复一遍，语调有些犹疑。

对方加重语气再次笃定：“对，全部奶粉。这样方便更换照顾者，就不用一直缠着妈妈。”

“对对对，谁都可以照顾。”敏姐赶紧笑着附和，随后声音放轻了，“那母乳的话，你是怎么处理的？”

“吃下奶药。”产妇语速急促起来，像要解释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还要管大的，我要是喂奶的话，就没法睡整觉，情绪不好会对老大很有影响的。”

敏姐点头：“现在奶粉反正基本上营养也都供得上。”随后继续问起新生儿出生体重、是否打各项疫苗等情况。这通电话最终以敏姐提醒产妇按时复查结束。

这样的电话，敏姐要打很多通。妇女主任需要和村里每一个适龄妇女（通常是40岁以下）建立联系，掌握她们的婚姻情况、生育情况，如果有人怀孕，这样的沟通还会更细致、私密。例如，她们需要打听到这些女性的末次月经时间，以便推算她们的预产期。预产期如果在年内，意味着这一年全村鼓励生育任务的完成多了一分保障，否则只能算到下一年。

女性生育后，她们必须在产妇出院七天之内回访，掌握产妇的生产方式、胎儿出生体重、健康情况，并最终填进一份表格，拍照留痕，汇报上级，再将纸质文件留底。

掌握母乳/奶粉喂养情况也是工作要求，但敏姐并不知道为什么。根据公开信息，800元、1000元的每月育儿补助，依据的正是奶粉和尿不湿的成本。尿不湿价格浮动较小，奶粉则参考国产产品中等价位。

这一天，敏姐在电脑前忙碌了很久。她先登录一个全省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信息系统，又从左手边拿起一个文件夹，随后将电脑系统里的信息逐项手写填进表格里。

她要处理的数据看上去来源复杂。敏姐填上几格，就停下来，打开电脑里的不同表格、人口信息系统、育儿补贴系统之间穿梭，又或者打开手机翻找聊天记录。有一会儿，她写着写着就抬起头，先翻看手机，随后眼睛向斜上方看天花板，嘴里喃喃：“16号……19号……” （后来我知道她在确认产妇的生产日期）随后眼光继续在电脑、表格、手机之间来回跳跃。

期间，她还接到一位镇上领导的电话，确认某个新生儿是第几胎，应该领多少生育补贴。

在与那位产妇通完话之后，敏姐的工作终于要结束了。她两指在手机屏上快速一滑，截了个图。然后她放下笔，举起手机给纸质表格拍照。最后，她把产妇术后情况、表格图片及视频聊天截图，悉数发到镇卫生院某位领导的微信上。

此时已到中午十二点多，她终于能赶回家去给上小学的二女儿预备晚饭了。不到一小时后，她还要再到村委会开会。敏姐曾坦言，以自己现在的心智，或许当时她不会要二胎，因为压力太大。“但是咱们去做工作，肯定不能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带给人家，是吧？肯定会给人家宣传一些正能量。”

人心

蓉姐所在的三桥村和敏姐所在陈庄村都属于小坝镇。今年10月，我在这里停留了二十多天，访谈村干部和村民。

到镇上的第三天，我在人流最大的十字路口听到鼓励生育的宣传广播：

M市朋友们，现在为大家播报鼓励生育好政策。2024年4月1日到2027年5月1日，只要在M市民政局结婚的夫妇，不管您户口在哪，都能拿到6万元购房认购券补贴。生孩子更有惊喜……生二孩一次性生育奖励共计6500元，三孩8100元。……这么好的政策，大家赶紧了解起来，抓住机会，为家庭添丁增口，共享幸福生活！

夜色里，甜美的女声突然从高处的喇叭里传出来，不断重复这段话。喇叭下面，骑电动车的居民、低沉轰鸣的重型卡车快速驶离。

在镇上和村里，我见到的普通老百姓普遍对此政策态度不满。老年人关注的大多是生养孩子的花销：养育孩子的物质、人力成本，最终都能换算成明码标价的金额，而政策奖励的钱显然还不够多。

一个老年妇女说：

“我不想要（孙子），我要了，她（儿媳妇）向我要钱，我没得钱！她向我要钱怎么办呢？”

“（补贴）那太少了，要生一个孩子，起码得20万。你奖我20万，我就给你生个孩子了，是不是？”

一个老年男性说：

“你看现在一个小孩扶起来要多少钱？从小孩出生到大学最少100万。政策说的是鼓励好多钱，奖励好多钱？能不能（给）这些？”

我也尝试和育龄中的壮年人聊天（每一个家庭都有二胎），他们则更加漠然。有人笑着回答我：（我都生了）两个了人家还鼓励？有人则充满戒备，冲我连连挥手：没听过，我不知道。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大孩子十几岁了，还有什么二胎三胎的事情？

或许也因此，找到孕妇显得困难。根据上级要求，妇女主任（及村委会其他干部）需要给全村人打电话摸排信息、宣传政策。蓉姐还曾被镇领导叫去现场办公，与别的妇女主任一起打电话。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大多数人都客气地表示自己没有生育意愿，也有一部分人态度更加糟糕，被挂电话也是常有的事。

我问了接触到的每一个村干部：新生儿到底是动员的结果，还是出自生育者本人的意愿？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问题都会发笑：谁会因为几张房券和几万块钱补助就去生孩子？

我也问蓉姐：“你怎么判断，新生儿到底是宣传的效果，还是别人想生？”蓉姐告诉我：就是人家自己想生，现在没有谁能左右别人。

“政策落地后，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她原本不想生，后来想生的？”

“没有。没有人是动员的，都是有这想法，刚好有一个政策，我们只是以宣传为主，但是你说要我们上门去跟别人（动员），那怎么说，那个不现实。”

这几乎是村干部的共识：想生的自然会生，不想生的动员也没有用。生育是家庭内部的事务，难以被外部力量影响。但正如蓉姐某一个间隙的感叹：“没办法，工作还得做”，对于这项工作，村干部们的另一个共识是：“政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顺其自然

来到村里的第六天，我收到镇计生办、宣传统战部、妇联主席杨主任的好友申请。她正是镇上主管生育鼓励工作的领导。我们约定下午三点钟在她办公室见面。二十多平的办公室里摆着两张办公桌，一进门，杨主任就在她的办公桌背后招呼我。

杨主任看来三十多岁，头发结成一个髻垂在脑后，嘴唇有些爆皮，声音也有些沙哑，说话一高声就破音，看来有些憔悴。她问我的名字，问我毕业的学校，问我现在的职业、就职的单位。我一一回答，她则不住动笔，我猜想是在记录我的信息。不多久，同屋的年轻女孩回来了，给我拿来一杯水。我接过水，她没坐下，反而掏出手机拍照。见我有些诧异地回头，两人纷纷解释：就是工作需要，不会公开发布的。

搞清楚我的来意后，杨主任表示我想知道的一切都可以在新闻上看到。她向我总结鼓励生育工作的关键：常态化宣传。“像意识形态一样的，默默地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一些思想。”“之前的计划生育，改变人们生育观念，也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基本上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是吧？……现在慢慢的话要鼓励多子多福，那也是要慢慢地来宣传的。”

杨主任还给我算账：生育的三座大山，是教育、医疗、住房。追求教育质量，就需要买学区房，之前学区房不就是这么炒起来的吗？她用本市房价和我举例：每平米均价四千，如果按15%的比例缴纳首付，40万元的房子，按政策优惠可以直接抵消首付。一个无法拿出数十万元支付首付的家庭，在这一政策优惠的帮助下便能够按月付房贷。讲到房价时，她专门补充了一句，起码房价也不再涨了。

但苏芳家的账是另外一本，生下三胎后，以最粗疏的方式计算，每月固定支出至少增加一千多元：奶粉一罐183元，一月四罐，共计732元；纸尿裤每月消费200-300元。这是促销时的价格，一旦活动结束，支出还会上涨。逢孩子生病感冒的意外情况，打针每天固定支出80元。其他零碎支出，苏芳并未专门统计。

为了省钱，苏芳会在直播间和人拼单，买诸如擦脸油一类的日用品。我遇到过一次苏芳拼单：她一手端一个手机，左手在直播间抢下一单，右手便拍下付款页面，发给朋友。她们经常如此操作，一做就是个把小时。苏芳还在抖音发现了赚钱的方法，反复刷广告、点赞，每天能赚十几到二十块钱。从怀三胎开始，她一共赚了三千多。代价是，即便感到“伤眼睛”，苏芳也无法放下手机。

这是和房券毫无关系的一本账，也是大多数村民的账。苏芳的丈夫李亮每天在镇上市场卖鱼，公公婆婆操持农活的同时帮着苏芳带孩子，二女儿在一两公里外的镇幼儿园上学，只有大女儿在市里高中寄宿。生活的重心全在村庄，房券对苏芳一家毫无意义。有村民曾向我嘲讽房券：“现在生孩子的谁还没个房？”更何况，正如杨主任所说，“房价也不再涨了”。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也表示，没有一个因生育得到房券的人最后兑换了这张优惠券。

我不知道杨主任对这一切是否知情，她困惑的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孩子。“有一部分女生（不愿意生孩子），会不会就像有些境外文化入侵，在鼓吹女性的自我权利，或者男女对立，有没有这种方面的思想？”

我反问：“但是生育不是女性的权利吗？”她没有正面回答，继续提起网络上描绘的，女性生育后的压力：照顾小孩、工作，兼顾人情世故。

“那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吗？”我指的是她口中所说的女性的压力。杨主任自己也有两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正在读幼儿园。

“你说这个，具体存不存在，说实话我也打个问号。”

我不知道她打问号的到底是境外势力，还是她所提到的、女性在生育后的压力。

在镇上的最后一天，我去向杨主任告别时，我们又聊起鼓励生育的工作，她再一次回答“常态化宣传”。就像当年一样，“全覆盖宣传，好多转转角落的墙壁上都写着，‘计划生育是国策’，‘家事国事天下事，计划生育是大事’。”

或许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留存着关于那场政策不同侧面的口号。在一些村干部的记忆里，它们是“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上吊不剪绳，下河不拉人”。在我的记忆里，则是“农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

我问杨主任：“你要不要再带头生一个？”

她努了努嘴，随后有些嗔怪地笑了：“我有两个了，我再生是第三个了。”

“咱们现在不是鼓励三胎吗？”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她把头偏向一边。

文中地点和人物为化名

作者———赵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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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蒙 顾问——王天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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